=Start=
缘由：
准备在此不断记录、更新在看这本著作时的摘录和心得，方便不断回顾和翻阅。
正文：
参考内容：
==
第一章 走上起跑线
用以比较不同大陆的历史发展的合适起点是公元前11000年左右。这个年代大致相当于世界上一些地区村社生活的开始。
我们活着的近亲是现存的3种类人猿：大猩猩、普通黑猩猩和矮脚黑猩猩（也叫倭黑猩猩）。这3种猩猩只生活在非洲，那里又有丰富的化石证据，这就表明人类初始阶段的演化是在非洲进行的。
人类的历史与动物的历史分道扬镳，大约在700万年前开始于非洲（据估计在500万至900万年之前）。约当此时，非洲猿的一个种群分成了几个种群，其中一支继续演化成现代大猩猩，一支演化成两种现代黑猩猩，还有一支则演化成人类。
人类历史终于在大约5万年前开始了，也就是在我所说的“大跃进”时期。
显然，从大约10万年到5万年前，我们祖先的能力发生了某种重大的变化。那次大跃进提出了两个未解决的主要问题，即其触发原因及发生地点问题。
至于原因问题，我曾在《第三种黑猩猩》一书中主张，是喉的完善为现代语言提供了解剖学的基础，而发挥人的创造力是要大大依靠语言的。而另外一些人则提出，在当时脑容量不变的情况下脑组织发生的变化，使现代语言成为可能。
过度猎杀的假设也好，气候变化的假设也好，不管哪一个假设证明是正确的，我们将会看到，澳大利亚/新几内亚所有大型动物的消失对其后的人类历史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这些动物绝种了，本来可以用来驯化的所有大型野生动物也就被消灭了，这就使澳大利亚土著和新几内亚人再也没有一种属于本地的家畜了。
第二章 历史的自然实验
生存是社会赖以产生的一个再恰当不过的方面，因为这个方面反过来又影响其他方面。
一般地说，人口越多，人口密度越高，技术和组织就越复杂，专业程度就越高。
波利尼西亚的岛屿社会在其经济专业化、社会复杂程度、政治组织以及物质产品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些差异与人口的数量和密度的差异有关，又与岛屿的面积、地形破碎程度和隔离程度有关，也与维持生存和加强粮食生产的机会有关。
总之，关于现存人类社会的与环境有关的差异性问题，波利尼西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例证。但我们只能因此而知道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因为它在波利尼西亚就曾发生过。这在所有大陆上是不是也发生过呢？如果发生过，那么造成这些大陆的差异性的环境差异是什么？这些差异所产生的结果又是什么？
第三章 卡哈马卡的冲突
阿塔瓦尔帕在卡哈马卡的出现突出了世界史上的一个关键因素：具有相当免疫力的入侵民族把疾病传染给没有免疫力的民族。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斑疹伤寒、腺鼠疫以及其他一些在欧洲流行的传染病，毁灭了其他大陆的许多民族，从而在欧洲人的征服中起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人的文化程度的影响在终极解释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皮萨罗成功的直接原因包括：以枪炮、钢铁武器和马匹为基础的军事技术；欧亚大陆的传染性流行病；欧洲的航海技术；欧洲国家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和文字。
本书的书名是这些近似因素的简略的表达，这些因素也使现代欧洲人能够去征服其他大陆的民族。
第四章 农民的力量
粮食生产是枪炮、病菌和钢铁发展的一个先决条件。
第一个因果关系是最直接的因果关系：能够获得更多的可消耗的卡路里就意味着会有更多的人。
在野生的动植物物种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供人类食用，或值得猎捕或采集。多数动植物是不能用作我们的食物的，这有以下的一些原因：它们有的不能消化（如树皮），有的有毒（黑脉金斑蝶和鬼笔鹅膏——一种有毒蘑菇），有的营养价值低（水母），有的吃起来麻烦（很小的干果），有的采集起来困难（大多数昆虫的幼虫），有的猎捕起来危险（犀牛）。
通过对我们能够吃的那几种动植物的选择、饲养和种植，使它们构成每英亩土地上的生物量的90%而不是0.1%，我们就能从每英亩土地获得多得多的来自食物的卡路里。结果，每英亩土地就能养活多得多的牧人和农民——一般要比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多10倍到100倍。这些没有感情的数字所产生的力量，就是生产粮食的部落取得对狩猎采集部落的许多军事优势中的第一个优势。
在饲养驯化动物的人类社会中，牲畜在 4个不同的方面养活了更多的人：提供肉类、奶脂、肥料以及拉犁。
动植物驯化对征服战争的最直接的贡献是由欧亚大陆的马作出的，它们在军事上的作用，使它成了那个大陆上古代战争中的吉普车和谢尔曼坦克。
在征服战争中同样重要的是在驯养动物的社会中演化的病菌。
总之，动植物的驯化意味着人类的粮食越来越多，因而也就意味着人口越来越稠密。因此而带来的粮食剩余和（在某些地区）利用畜力运输剩余粮食，成了定居的、行政上集中统一的、社会等级分明的、经济上复杂的、技术上富有革新精神的社会的发展的先决条件。因此，能否利用驯化的动植物，最终说明了为什么帝国、知书识字和钢铁武器在欧亚大陆最早发展起来，而在其他大陆则发展较晚，或根本没有发展起来。
在军事上使用马和骆驼以及来自动物的病菌的致命力量，最后就把粮食生产和征服之间的许多重要环节连接了起来，这我将在下文予以考察。
第五章 历史上的穷与富
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不同的发展阶段，而正是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哪些民族成了历史上的贫穷民族，哪些民族成了历史上的富有民族。
考古学家们用碳-14年代测定法来测定遗址中的含碳物质，从而确定粮食生产的年代。这种测定法所依据的原理是这样的：碳是生命的无所不在的基础材料，它的成分中含有很少量的放射性碳-14，而碳-14会衰变为非放射性同位素氮-14。宇宙射线不断地在大气中生成碳-14。植物吸收大气中的碳，其中碳-14和普遍存在的同位素碳-12保持着一种已知的几乎不变的比例（约1与100万之比）。植物中的碳接下去构成了吃这些植物的食草动物的躯体，也构成了吃这些食草动物的食肉动物的躯体。不过，这些植物或动物一旦死去，它们体内碳-14含量的一半每隔5700年衰变为碳-12，直到大约4万年后，碳-14含量变得很低而很难测出，也很难把它同受到少量的含有碳-14的现代材料的污染区别开来。因此，从考古遗址出土的材料的年代可以根据该材料内的碳-14与碳-12的比例计算出来。
放射性碳受到许多技术问题的困扰，其中两个问题值得在这里提一提。一个问题是：碳-14年代测定法在20世纪80年代前需要比较多的碳（几克），比小小的种子或骨头里碳的含量多得多。
今天，考古学家们越来越多地用一种叫做加速质谱分析法的新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新技术可以使碳-14年代测定法测得极小的样本的年代，从而使人们可以直接地测得一粒小小的种子、一块小小的骨片或其他食物残渣的年代。近年来用碳-14年代测定法测得的年代，有的是根据这种新的直接方法（它们也有其自身的问题），有的是根据旧的间接方法。但在有些情况下，人们发现用这两种方法测得的年代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碳-14年代测定法的第二个问题是：大气中碳-14与碳-12的比例事实上并不是严格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上下波动的，因此，从某种不变的比例这种假定出发去计算碳-14年代测定法测得的年代经常会产生一些小小的错误。
考古学家们常常把经过校正的和未经过校正的年代加以区分，其方法就是对前者用大写英文字母来写，对后者用小写英文字母来写（例如，分别为3000 B.C.和3000 b.c.）。然而，考古文献在这方面可能很混乱，因为许多书和论文在报告未经校正的年代时都写作B.C.，而未能提到这些年代实际上是未经校正的。我在本书中所报道的关于过去15000年中一些事件的年代都是经过校正的年代。这就是为什么读者会注意到关于早期粮食生产问题本书中的一些年代与从某些标准参考书引用的年代存在着差异的原因。
有些族群虽然生活在一些生态条件适于粮食生产的地区，但他们在史前期既没有发展出农业，也没有学会农业；他们始终以狩猎采集为生，直到现代世界最后将他们淘汰。
在粮食生产上具有领先优势的那些地区里的族群，因而在通往枪炮、病菌和钢铁的道路上也取得了领先的优势。其结果就是富有社会与贫穷社会之间一系列的长期冲突。
第六章 种田还是不种田
在我们能够回答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消除关于粮食生产起源的几个错误观念，然后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个问题。
我们可能首先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粮食生产是发现的，或发明的，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从事粮食生产还是狩猎采集，这中间甚至不存在有意识的选择。具体地说，在地球上每一个地区，最早的选定粮食生产的族群显然不可能作出有意识的选择，也不可能有意识地把农业作为他们的奋斗目标，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农业，根本不知道农业是怎么一回事。相反，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粮食生产是逐步形成的，是在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决定的副产品。
另一个错误观念是：在到处流浪的狩猎采集族群与定居的粮食生产者之间必定是界线分明。
粮食生产就是这样由狩猎采集族群发端于前，然后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并不是所有必要的技术都是在短时间内发展起来的，并不是所有在某一地区最后驯化的野生动植物都是同时驯化的。即使是在粮食生产以最快的速度从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独立发展起来的情况下，也要花上几千年时间才能从完全依赖野生食物转变为依赖很少几种野生食物。
在粮食生产的早期阶段，人们采集野生食物和培育非野生食物是同时进行的，而随着对作物的依赖的增加，各种采集活动在各个时期的重要性减少了。这种转变是逐步实现的，其根本原因是，粮食生产制度的渐次形成乃是许多关于时间和劳力分配的不同决定积累的结果。
在世界各地，凡是可以得到充分证据的地方，考古学家们都发现了人口密度增加与粮食生产之间出现相互联系的证据。哪个是因？哪个是果？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是人口密度增加迫使人们求助于粮食生产，还是粮食生产促使人口密度增加？原则上，人们认为因果链条起着双向作用。
这就是说，采纳粮食生产为所谓的自身催化过程提供了例证——这是一个在正反馈循环中自身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旦开始，速度就越来越快。
第七章 怎样识别杏仁
植物驯化可以定义为：栽种某一植物并由此有意或无意地使其发生不同于其野生祖先的、更有利于人类消费的遗传变化。
关于想要沿途搭便车旅行的植物是怎样吸引动物的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一下野草莓的例子。当草莓的种子还没有成熟、不能马上播种时，周围的果实是又青又酸又硬。当种子最后成熟时，果实就变得又红又甜又嫩。果实颜色的变化成了一种信号，把鸫一类的鸟儿吸引来啄食果实然后飞走，最后吐出或随粪便排泄出种子。当然，草莓并不是有意要在种子准备好撒播的时候去招引鸟儿。鸫也不是有意要去驯化草莓。相反，草莓是通过自然选择来演化的。未成熟草莓的颜色越青和味道越酸，在种子成熟前来吃草莓从而使种子遭到破坏的鸟儿就越少；成熟草莓的味道越甜和颜色越红，来撒播成熟种子的鸟儿就越多。
如果说大小和味道是狩猎采集族群选择野生植物的最明显的标准，那么其他标准则包括果实肉多或无子、种子含油多以及纤维长。
对于在气候变化无常的地区生长的一年生植物来说，如果所有的种子都迅速地同时发芽，那可能是毁灭性的。如果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么只要一次干旱或霜冻就可能把幼苗全都杀死，连传种接代的种子都没有了。因此，许多一年生植物演化的结果是通过发芽抑制剂来减少损失，使种子在开始阶段休眠，然后在几年里分批发芽。这样，即使大多数幼苗由于一次恶劣的天气而死光，剩下的一些种子还会在以后发芽。
对自我繁殖的植物来说，突变体会自动地保留下来。对无性繁殖（用亲代植物的块茎或根来繁殖）的植物或能够自花受精的雌雄同株的植物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但大多数野生植物都不是用这种方法来繁殖的。
因此，农民就是从一些特有的植物中进行选择，他们选择所根据的标准，不但有大小和味道这些看得见的品质，而且还有诸如种子传播机制、发芽抑制和繁殖生物学这些看不见的特点。结果，不同的植物由于十分不同的或甚至相反的特点而得到选择。
有些植物（如向日葵）由于大得多的种子而得到选择，而另一些植物（如香蕉）则由于种子小或没有种子而得到选择。选择生菜则取其茂盛的叶子而舍其种子或果实；选择小麦和向日葵则取其种子而舍其叶；选择南瓜则取其果实而舍其叶。特别有意思的是，由于不同的目的，对于一种野生植物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从而产生了外观十分不同的作物。甜菜在巴比伦时代即已有种植，不过那时种植甜菜是为了它们的叶（如叫做牛皮菜的现代甜菜品种），后来再种植则是为了它们可吃的根，最后（在18世纪）则是为了它们所含的糖分（糖用甜菜）。最早的卷心菜可能原本是为了它们的含油种子而被种植的，后来经过甚至更大的分化，对它们也就有了不同的选择：有的选择了叶（现代的卷心菜和羽衣甘蓝），有的选择了茎（撇蓝），有的选择了芽（抱子甘蓝），有的选择了花芽（花椰菜和花茎甘蓝）。
达尔文所说的“自然选择”指的是一个物种的某些个体在自然条件下比同一物种中与之竞争的个体可以生存得更好与（或）繁殖得更成功。实际上，是差别生存状况和繁殖状况的自然过程作出了这种选择。如果条件改变了，不同种类的个体有可能生存或繁殖得更好，从而“被自然所选择”，其结果就是这个种群经历了演化改变。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英国飞蛾工业黑化现象的发展：在19世纪，随着环境变得更脏，颜色深的飞蛾比颜色浅的飞蛾更为普通，因为栖息在深暗肮脏的树上的深色飞蛾，相形之下比浅色飞蛾更有可能逃脱捕食者的注意。
到了罗马时代，今天的几乎所有作物都已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得到驯化。
第八章 问题在苹果还是在印第安人
世界上只有大约148种大型野生哺乳类陆生食草动物或杂食动物，它们可以被认为是驯化的候选对象。只有不多的因素能够决定某种哺乳动物是否适于驯化。
仅仅十几种作物的产量，就占去了现代世界全部作物年产量总吨数的80%以上。这十几种了不起的作物是谷类中的小麦、玉米、稻米、大麦和高粱；豆类中的大豆；根或块茎中的马铃薯、木薯和甘薯；糖料作物中的甘蔗和糖用甜菜；以及水果中的香蕉。光是谷类作物现在就占去了全世界人口所消费的卡路里的一半以上。
我们在现代甚至没有能驯化出一种新的重要的粮食植物，这种情况表明，古代人也许真的探究了差不多所有有用的野生植物，并且驯化了所有值得驯化的野生植物。
由于能够得到合适的野生哺乳动物和植物，新月沃地的先民们能够为集约型粮食生产迅速装配起一个有效而平衡的生物组合。这个组合包括作为碳水化合物主要来源的3种谷物，作为蛋白质主要来源的4种豆类（含蛋白质20%至25%）和4种家畜，再以小麦的丰富蛋白质为补充；以及作为纤维和油（叫做亚麻籽油：亚麻籽含有约40%的油）的来源之一的亚麻。最后，在动物驯化和粮食生产出现的几千年后，这些动物也开始被用来产奶和剪毛，并帮助人类犁田和运输。因此，新月沃地最早的农民的这些作物和牲畜开始满足人类的基本经济需要：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衣着、牵引和运输。
因此，新几内亚土生土长的粮食生产所受到的限制与新几内亚的族群没有任何关系，而是与新几内亚的生物区系和环境有着最密切的关系。
同在新几内亚一样，美国东部土生土长的粮食生产所受到的限制，不是由于印第安人本身，而是完全决定于美洲的生物区系和环境。
我们的一般结论是：人们能够认识有用的植物，因此大概也会认识当地适合驯化的更好的植物，如果这种植物存在的话，而且他们也不会由于文化保守主义和禁忌而不去那样做。但是，必须对这句话加上一个重要的限定语：“从长远观点看和在广大地区内”。
印第安人未能驯化苹果的原因却是在于印第安人所能得到的整个野生动植物组合。这个组合的微弱的驯化潜力，就是北美粮食生产很晚才开始的主要原因。
第九章 斑马、不幸的婚姻和安娜·卡列尼娜原则
可驯化的动物都是可以驯化的；不可驯化的动物各有各的不可驯化之处。
托尔斯泰伟大的小说《安娜·卡列尼娜》著名的第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幸福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托尔斯泰这句话的意思是，为了得到幸福，婚姻必须在许多不同方面都是成功的：两性的吸引、对金钱的共识、对孩子的管教、宗教信仰、三亲六眷，以及其他重大问题。在所有这些基本方面只要有一个方面出了问题，就可使婚姻毁掉，即使这婚姻所有其他必要的幸福因素一样不少。
对于成功，我们往往是寻求容易的、单一因素的解释。然而，对于大多数重大的事情来说，成功实际上需要避免许多个别的可能的失败原因。
驯化的哺乳动物的重要性全靠数量惊人之少的几种大型陆生食草动物。（只有陆生哺乳动物得到了驯化，其原因显而易见，在现代海洋世界的设施发展起来以前，水生哺乳动物是很难饲养和繁殖的。）如果我们把“大型”规定为“重量超过100磅”，那么只有14种这样的哺乳动物在20世纪前得到驯化（见表9.1所列）。在这14种古代哺乳动物中，9种（表9.1中的“次要的9种”）仅对地球上某些有限地区的人来说是重要的牲畜：阿拉伯单峰骆驼、中亚双峰骆驼、美洲驼/羊驼（源于同一祖先的不同品种）、驴、驯鹿、水牛、牦牛、爪哇野牛和印度野牛。只有5种遍布全世界而且重要。这5种驯化的主要哺乳动物是牛、绵羊、山羊、猪和马。
相比之下，驯化动物则可定义为：使某种动物在圈养中通过有选择的交配，使其与野生祖先有所不同，以便为控制其繁殖与饲养的人类所利用。
换句话说，驯化就是把野生动物改变成对人类更有用的东西。
真正驯化的动物在许多方面不同于它们的野生祖先。这方面的差异是由两个过程产生的：人类对那些比同种中其他动物个体更有益于人类的动物个体所作出的选择，和动物对在不同于野生环境的人类环境中起作用的自然选择变异力量所作出的自动演化反应。
各大陆之间野生祖先的这种十分不均匀的分布，成了欧亚大陆人而不是其他大陆的人最后得以拥有枪炮、病菌和钢铁的一个重要原因。
欧亚大陆何以一直是大型哺乳动物驯化的主要场所，对这个问题的部分解释是：它是一个一开始就拥有最多的可供驯化的野生哺乳动物的大陆，在过去的40000年中，那里这样的动物因绝种而消失的也最少。
但表9.2中的数字提醒我们，那不是全部的解释。有一点也是确然无疑的：在那些候补的哺乳动物中，实际得到驯化的比例在欧亚大陆最高（18%），而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特别低（在51种候补动物中竟没有一种得到驯化!）
在澳大利亚、美洲和非洲的数以千计的文化各异的土著中，没有任何普遍的文化禁忌在妨碍动物驯化。
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对于欧亚大陆以外没有当地哺乳动物的驯化这个问题的解释，在于当地现有的野生哺乳动物本身，而不是在于当地的人。
一个多世纪前，英国科学家弗朗西斯·高尔顿简明地概述了这方面的差异：“每一种野生动物都有可能得到驯化，有几种……在很久以前就驯化了，但其余的大部分有时仅仅由于在一个小小的细节上出了问题，就注定永远野生了。”
高尔顿认为，早期牧民很快就驯化了所有适于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
关于有些动物的驯化年代，我们已有了考古证据。这些动物全都是在公元前8000年至前2500年这一段时间驯化的——就是说，是在上次冰期结束后出现的定居的农牧社会开头的几千年内驯化的。
大型哺乳动物驯化的年代从绵羊、山羊和猪开始，到骆驼结束。公元前2500年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任何有重大意义的动物驯化了。
大型哺乳动物的驯化实际上在4500年前就结束了。到那时，世界上全部148种可以用来驯化的候补大型动物必定已被试验过无数次，结果只有几种通过了试验，剩下的就再也没有适合驯化的了。
相同的几种适于驯化的野生动物吸引了许多不同的人类社会的注意。
总之，在全世界作为驯化候补者的148种陆生食草类大型野生哺乳动物中，只有14种通过了试验。为什么其余的134种没有能通过试验呢？弗朗西斯·高尔顿在把其余那些动物说成是“注定要永远野生”时指的是哪些情况呢？ 答案来自安娜·卡列尼娜原则。
要能得到驯化，每一种候补的野生动物都必须具有许多不同的特点。缺少了哪一个必不可少的特点，都会使驯化的努力失败，就像使建立幸福婚姻的努力失败一样。
每一次某种动物在吃某种植物或另一种动物时，食物生物量转换为取食者生物量的效率远远低于100%：通常在10%左右。就是说，要花费10000磅左右的玉米才能喂养出一头1000磅重的牛。
由于这种根本性的缺乏效率，没有一种食肉的哺乳动物为了充当食物而被驯化。（其所以未能得到驯化，不是因为其肉硬或无味：我们一直在吃食肉的野生鱼类，而我本人也能证明狮肉馅饼的美味。）
为了值得饲养，驯化动物也必须生长迅速。这个要求把大猩猩和大象给排除了，虽然它们都吃素，绝对不挑食，而且身上的肉也多。有哪一个想要成为饲养大猩猩或大象的大牧场主会花上15年时间去等待他的牧群长到成年那么大？需要役用象的现代亚洲人发现把大象从野外捉来加以调教要省钱得多。
几乎所有驯化的大型哺乳动物都证明它们的野生祖先具有3个共同的群居特点：它们生活在群体里；它们在群体成员中维持着一种完善的优势等级；这些群体占据重叠的生活范围，而不是相互排斥的领域。
人类同大多数动物缔结了一种不幸的婚姻，这是由于许多可能的原因中的一个或多个原因造成的：动物的日常食物、生长速度、交配习惯、性情、容易受惊的倾向以及群居组织的几个不同的特点。只有很少一部分野生哺乳动物由于在上述所有这些方面都能协调一致而最终得以和人类结成美满的婚姻。
欧亚大陆的民族碰巧比其他大陆的民族继承了多得多的可驯化的大型野生的哺乳类食草动物。这一结果及其为欧亚大陆社会带来的全部利益，来自哺乳动物地理学、历史和生物学这3个基本事实。
托尔斯泰可能会赞同一位前辈作家圣马太的真知灼见：“被传唤者众，而被选中者少。”
第十章 辽阔的天空与偏斜的轴线
美洲南北向距离（9000英里）比东西向距离大得多：东西最宽处只有3000英里，最窄处在巴拿马地峡，仅为40英里。就是说，美洲的主轴线是南北向的。非洲的情况也是一样，只是程度没有那么大。相形之下，欧亚大陆的主轴线则是东西向的。
轴线走向影响了作物和牲口的传播速度，可能还影响文字、车轮和其他发明的传播速度。
粮食生产的这种传播的主要路线，是从西南亚到欧洲、埃及和北非、埃塞俄比亚、中亚和印度河河谷；从萨赫勒地带和西非到东非和南非；从中国到热带东南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朝鲜和日本；以及从中美洲到北美洲。
对于物种传播的这种地理上的难易差别，有一个比较巧妙的说法，叫做抢先驯化现象。
我们已经看到，植物驯化就是把野生植物加以改变，使它们凭借较大的种子、较少的苦味或其他品质而变得对人类有益。因此，如果已经有了某种多产的作物，早期的农民肯定会去种植它，而不会从头开始去采集它的还不是那样有用的野生亲缘植物来予以重新驯化。
支持仅仅一次驯化的证据表明，一旦某种野生植物得到了驯化，那么这种作物就在这种野生植物的整个产地迅速向其他地区传播，抢先满足了其他地区对同一种植物独立驯化的需要。
某种作物的迅速传播可能不但抢先阻止了同一植物的野生祖先在其他某个地方的驯化，而且也阻止了有亲缘关系的野生植物的驯化。如果你所种的豌豆已经是优良品种，那么从头开始再去驯化同一种豌豆的野生祖先，当然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去驯化近亲的野豌豆品种也同样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对农民来说，这种豌豆和已经驯化的豌豆实际上是同一回事。
因此，许多不同的现象归结为同一个结论：粮食生产从西南亚向外传播的速度要比在美洲快，而且也可能比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地区快。这些现象包括：粮食生产完全未能到达某些生态条件适合于粮食生产的地区；粮食生产传播的速度和选择性方面存在着差异；以及最早驯化的作物是否抢先阻止了对同一种植物的再次驯化或对近亲植物的驯化方面也存在着差异。
显然，新月沃地的大多数始祖作物在它们最初在新月沃地驯化后，就不会在其他地方再次驯化。
新月沃地成批作物的迅速传播，抢先阻止了其他任何可能想要在新月沃地范围内或其他地方驯化同一野生祖先的企图。一旦有了这种作物，就再没有必要把它从野外采集来，使它再一次走上驯化之路。
为什么作物从新月沃地向外传播的速度如此之快？回答部分地取决于我在本章开始时谈到的欧亚大陆的东西向轴线。位于同一纬度的东西两地，白天的长度和季节的变化完全相同。在较小程度上，它们也往往具有类似的疾病、温度和雨量情势以及动植物生境或生物群落区（植被类型）。
在各个大陆上，被称为热带雨林型的动植物生境都在赤道以南和赤道以北大约10度之内，而地中海型低矮丛林的动植物生境（如加利福尼亚的沙巴拉群落[1]和欧洲的灌木丛林地带）则是在北纬大约30度至40度之间。
白天长度、温度和雨量的季节性变化，成了促使种子发芽、幼苗生长以及成熟的植物开花、结子和结果的信号。每一个植物种群都通过自然选择在遗传上作好安排，对它在其中演化的季节性情势所发出的信号作出恰当的反应。这种季节性的情势因纬度的不同而产生巨大的变化。
例如，在赤道白天的长度全年固定不变，但在温带地区，随着时间从冬至向夏至推进，白天逐步变长，然后在整个下半年又逐步变短。
动物也一样，能够适应与纬度有关的气候特点。在这方面，我们就是典型的动物，
这就是新月沃地驯化的动植物如此迅速地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的部分原因：它们已经很好地适应了它们所传播的地区的气候。
东西向延展的欧亚大陆是地球上幅员最辽阔的陆地。
根据遗传研究，新月沃地的大多数作物证明只是一次驯化过程的产物，这个过程所产生的作物传播很快，抢先阻止了对相同品种或亲缘品种植物的任何其他的早期驯化。
于是，非洲和美洲这两个最大的陆块，由于它们的轴线主要是南北走向，故而产生了作物传播缓慢的结果。在世界上的其他一些地区，南北之间的缓慢传播只在较小范围内产生重要的影响。
我一直在强调只要看一眼地图就能确定的纬度，因为它是气候、生长环境和粮食生产传播难易的主要决定因素。
然而，纬度当然不是这方面唯一的决定因素，认为同一纬度上的邻近地区有着同样的气候（虽然它们不一定有着同样的白天长度），这种说法也并不总是正确的。地形和生态方面的界线，在某些大陆比在另一些大陆要明显得多，从而在局部上造成了对作物传播的重大障碍。
大陆轴线走向的差异不仅影响粮食生产的传播，而且也影响其他技术和发明的传播。
提出所有这些差异，并不就是说分布很广的作物是值得赞美的，也不是说这些差异证明了欧亚大陆早期农民具有过人的智慧。这些差异只是反映了欧亚大陆轴线走向与美洲或非洲大陆轴线相比较的结果。历史的命运就是围绕这些轴线旋转的。
第十一章 牲畜的致命礼物
我们已经考察了粮食生产是怎样在几个中心出现的，以及粮食生产是怎样以不同的速度从那里向其他地区传播的。这些地理上的差异就是对耶利的问题的重要的终极回答，而耶利的问题是：不同的民族最后何以在权力和富裕方面大相径庭。
我们有些成年人会从我们的宠物那里得到传染病，而儿童得这种传染病的甚至更多。通常，这种病只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不舒服，但有些也会发展成为大病。整个近代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行性感冒、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它们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虽然奇怪的是引起我们人类的流行疾病的大多数病菌如今几乎只局限于在人类中流行。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战争受害者死于战争引起的疾病的比死于战斗创伤的要多。所有那些为伟大的将军们歌功颂德的军事史对一个令人泄气的事实只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这个事实就是：过去战争中的胜利者并不总是那些拥有最优秀的将军和最精良的武器的军队，而常常不过是那些携带有可以传染给敌人的最可怕病菌的军队。
从我们的观点来看，生殖器溃疡、腹泻和咳嗽都是“症状”。但从病菌的观点看，它们就是传播病菌的聪明的演化策略。这就是为什么“使我们生病”是符合病菌的利益的。但是，为什么病菌会演化出杀死宿主这种明显自拆台脚的策略呢？ 从病菌的角度看，那只是宿主症状促进病菌高效传播的一个无心的附带结果（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个莫大的安慰!）。是的，一个没有得到治疗的霍乱病人，最后可能因为每天拉稀达几加仑而送命。然而，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只要这病人仍然活着，霍乱菌就会由于大量传播进下一个受害者的饮用水源而得到好处。倘若每个受害者因而平均感染一个以上的新的受害者，那么即使第一个宿主碰巧死了，霍乱菌仍然会传播开去。
预防接种的原理：给我们接种一种已死的或变弱了的菌株，促使我们的抗体产生，而不必真的去生病。
新品种的流行性感冒通过不断的演化或改造，产生了不同的抗原，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你在两年前得过流感，但在今年另一种流感到来时你仍不能免于感染的缘故。
与偶尔来袭的小病不同的是，作为流行病有几个共同的特点。首先，它们从一个受感染的人迅速而高效地传给近旁健康的人，结果使整个人口在很短时间内受到感染。其次，它们都是“急性”病：在很短时间内，你要么死掉，要么完全康复。第三，我们当中的确获得康复的那些幸运的人产生了抗体，使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也可能是一辈子不用担心这种病会复发。最后，这些病往往只在人类中传播；引起这些病的病菌往往不是生活在土壤中或其他动物身上。
适用于法罗群岛上麻疹的情况，也适用于世界上其他一些我们所熟悉的急性传染病。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这些病需要有足够多的人口，足够拥挤的稠密人口，这样，到这种病不然就会衰退的时候，又有一大批易受感染的儿童成为感染对象。因此，麻疹和一些类似的疾病也叫做人群病。
事实上，许多为人们所熟悉的传染病的得到证实的最早出现年代，竟晚得令人惊奇：天花出现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从一具埃及木乃伊身上的痘痕推断出来），流行性腮腺炎出现在公元前400年，麻风出现在公元前200年，流行性脊髓灰质炎出现在公元1840年，艾滋病出现在1959年。
为什么农业的出现会成为我们人群传染病形成的开端？其中一个原因前面已经提到，那就是农业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维持了高得多的人口密度——平均要高10倍到100倍。另外，狩猎采集族群经常变换营地，留下了一堆堆排泄物，上面聚集了大量病菌和寄生虫的幼虫。但农民是定居的，他们生活在自己排放出来的污水之中，从而为病菌从一个人的身体进入另一个人的饮用水源提供了捷径。
当人口的数量和集中达到一定程度时，我们也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们至少能够形成并保持只有我们人类才会有的人群病。
在动物中，流行病同样需要稠密的大种群，而不是只去折磨任何某一只动物：这些流行病主要发生在需要有大的种群的群居动物中。因此，当我们驯养牛和猪这类群居动物时，它们已经受到了一些流行病的折磨，只不过在等待着转移给我们罢了。
考虑到我们同我们所喜爱的动物的亲密关系，我们必定不断地受到它们的病菌的攻击。这些入侵者经过自然选择的筛选，只有少数得以成为人类的疾病。
考古发掘和对最早的欧洲探险者所留下的关于我们海岸地区的详尽描写表明，印第安人原来的人数在2000万左右。就整个新大陆来说，据估计在哥伦布来到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
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因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能力，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地要做杀手的头把交椅。好像这些病还嫌不够似的，紧随其后的还有白喉、疟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瘟疫、肺结核和黄热病。
虽然有十几种来自旧大陆的主要传染病在新大陆安家落户，但也许还没有一种主要的致命疾病从美洲来到欧洲。唯一可能的例外是斑疹伤寒，但它的原发地区仍然是有争议的。
我们已经看到，欧亚大陆的人群病是从欧亚大陆驯化的群居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尽管欧亚大陆有许多这样的动物，但在美洲驯化的动物只有5种：墨西哥和美国西南部的火鸡、安第斯山脉地区的美洲驼/羊驼和豚鼠、热带南美的美洲家鸭和整个美洲的狗。
源于动物的疾病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的冲突。欧亚大陆的病菌在大量消灭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的土著民族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这些民族包括太平洋诸岛居民、澳大利亚土著居民、非洲南部的科伊桑民族（霍屯督人和布须曼人）。这些以前没有接触过欧亚大陆病菌的民族的累计死亡率在50%和100%之间。
毫无疑问，欧洲人在武器、技术和行政组织方面拥有对他们所征服的大多数非欧洲民族的巨大优势。但仅仅这种优势还不能完全说明开始时那么少的欧洲移民是如何取代美洲和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那么多的土著的。如果没有欧洲送给其他大陆的不祥礼物——从欧亚大陆人与家畜的长期密切关系中演化出来的病菌，这一切也许是不会发生的。
第十二章 蓝图和借用字母
知识带来力量。因此，文字也给现代社会带来了力量，用文字来传播知识可以做到更准确、更大量和更详尽，在地域上可以做到传播得更远，在时间上可以做到传播得更久。
文字同武器、病菌和集中统一的行政组织并驾齐驱，成为一种现代征服手段。
虽然所有这些信息在文字出现以前的社会里也可以用其他手段来传播，但文字使传播变得更容易、更详尽、更准确、更能取信于人。
有3个基本策略构成了书写系统的基础。
在由一个书写符号代表的言语单位的大小方面，这些策略是不同的：一个基本的音，一个完整的音节，或者一个完整的词。
第二个策略就是利用所谓语标，就是说用一个书写符号来代表一个完整的词。
第三个策略是本书大多数读者最不熟悉的，也就是用一个符号代表一个音节。
我故意把这3个方法称为策略，而不是称为书写系统。现行的书写系统没有一个是只有一种策略的。
从头开始去发明一种书写系统，其困难程度与借用和改造一个书写系统无法相比。最早的文字记录者必须拟定一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基本原则。
不知怎么的，在前面没有显示最后结果的样板来作为指导的情况下，这些最早的文字记录者竟解决了所有这些问题。这个任务显然非常困难，历史上只有几次是人们完全靠自己发明出书写系统的。
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时候发明出来的所有其他书写系统，似乎都是从一些书写系统派生出来的，这些书写系统或是把苏美尔文字或早期中美洲文字加以修改后为己所用，或至少是受到它们的启发而自行创造出来的。
独立发明出来的文字何以如此之少，一个原因是发明文字极其困难，这一点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另一个原因是独立发明文字的其他机会被苏美尔文字或早期中美洲文字以及它们的派生文字抢先得去了。
文字形成的先决条件是由人类社会的几个特点组成的，正是这些特点决定了一个社会是否会认为文字有用，以及这个社会是否能养活那些专职的文字记录者。
有人发明了一样东西并投入了使用。那么，你作为另一个未来的使用者，既然知道别人已经建造了他们自己的原型并使其发生作用，你又为何要为自己的使用而去设计相同的东西呢？
形式的一端是“蓝图复制”，就是对现有的一幅详尽的蓝图进行复制或修改。另一端是“思想传播”，就是仅仅把基本思想接受过来，然后必须去重新创造细节。知道这能够做到，就会激励你自己努力去干，但你最终的具体解决办法可能像也可能不像第一个发明者的解决办法。
罗马字母本身就是长长的一系列蓝图复制的终端产品。
在人类历史上，字母显然只产生过一次：是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中从现代叙利亚到西奈半岛这个地区内说闪语的人当中产生的。历史上的和现行的几百种字母，追本溯源全都来自闪语字母这个老祖宗，
虽然蓝图的复制和修改是传播技术的最直接的选择，但有时候这种选择不一定能够得到。蓝图可能被隐藏起来，而且不是深于此道的人对蓝图也不一定能够读懂。对于在远处某个地方发明了某个东西，人们可能有所耳闻，但详细情况则可能无从知晓。
也许所知道的只是这样的基本思想：某人以某种方法成功地取得了某种最后的成果。然而，知道了这一点，可能就是通过思想传播去启发别人设计他们自己的取得此种成果的途径。
如果人类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生存了几百万年之后，所有这些地中海和近东社会在彼此相距不过几百年的时间内，碰巧竟各自独立地偶然想到发明文字这个主意，这可能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巧合。因此，在我看来，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思想传播，就像塞阔雅的情形一样。这就是说，埃及人和其他民族可能已从苏美尔人那里了解到发明文字的思想，可能还了解到某些造字原则，然后又为自己发明了另外一些原则和全部字母的特有形式。
让我们再回到本章开始时的那个主要问题：为什么文字在某些社会出现并向某些社会传播，但不向其他许多社会传播？我们讨论的方便的起始点是早期书写系统的有限容量、有限用途和有限使用者。
早期文字不完整、不明确或复杂难懂，或三者都有。例如，最早的苏美尔楔形文字还不能连缀成文，而只是一种电报式的简略表达方式，它的词汇只限于一些名字、数字、测量单位、代表数过的物件的词以及几个形容词。
一个相关的限制是很少有人学会书写这些早期的文字。只有国王或寺庙雇用的专职文字记录者，才掌握关于文字的知识。例如，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除了宫廷官员中很少几个骨干分子外，在迈锡尼时代的希腊人中还有谁使用或了解B类线形文字。
对这些简略、笨拙、不明确的早期文字的使用，同它们的使用者的人数一样都受到了限制。
任何人如果希望去发现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人的思想和感情，是注定要失望的。最早的苏美尔文文本只是宫廷和寺庙官员所记的一些毫无感情的账目。
《伊利亚特》和《奥德赛》[12]是不识字的行吟诗人为不识字的听众创作而传播开来的，直到几百年后才随着希腊字母的发展而见诸文字。
早期文字在使用方面所受到的限制乃是蓄意造成的，这种情况对发明不那么含糊的书写系统产生了实实在在的抑制作用。古代苏美尔的国王和祭司们希望文字由专职的文字记录者用来记录应完税缴纳的羊的头数，而不是由平民大众用来写诗和图谋不轨的。正如人类学家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所说的那样，古代文字的主要功能是“方便对别人的奴役”。
早期的文字是为这些政治机构的需要服务的（如记录的保存和对王室的宣传），而使用文字的人是由生产粮食的农民所种植的多余粮食养活的专职官员。狩猎采集社会没有发明出文字，甚至也没有采用过任何文字，因为它们既没有需要使用早期文字的机构，也没有生产为养活文字专家所必需的剩余粮食的社会机制和农业机制。
文字只在新月沃地、墨西哥、可能还有中国独立出现，完全是因为这几个地方是粮食生产在它们各自的半球范围内出现的最早地区。一旦文字在这几个社会发明出来，它接着就通过贸易、征服和宗教向具有同样经济结构和政治组织的社会传播。
大多数有文字的社会之所以获得文字，或是通过向邻近的社会借用，或是由于受到它们的启发而发明出文字，而不是靠自己独立创造出来的。
文字史引人注目地表明了类似的情况：地理和生态条件影响了人类发明的传播。
第十三章 需要之母
在本章中，我们最终将要涉及本书的一个中心问题：为什么在不同的大陆上技术以不同的速度演进的问题。
我们讨论的起始点是“需要乃发明之母”这个格言所表达的普遍观点。
就是说，发明的出现可能是由于社会有一种未得到满足的需要：人们普遍承认，某种技术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或是作用有限的。想要做发明家的人为金钱和名誉的前景所驱使，察觉到了这种需要，并努力去予以满足。某个发明家最后想出了一个比现有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技术高明的解决办法。如果这个解决办法符合社会的价值观，与其他技术也能协调，社会就会予以采纳。
相当多的发明都符合需要乃发明之母这个常识性的观点。
事实上，许多发明或大多数发明都是一些被好奇心驱使的人或喜欢动手修修补补的人搞出来的，当初并不存在对他们所想到的产品的任何需要。
一旦发明了一种装置，发明者就得为它找到应用的地方。只有在它被使用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消费者才会感到他们“需要”它。还有一些装置本来是只为一个目的而发明出来的，最后却为其他一些意料之外的目的找到了它们的大多数用途。
了解到这一点，也许会令人感到吃惊。因此，发明常常是需要之母，而不是相反。
1905年，机动车仍是有钱人的昂贵而不可靠的玩物。公众对马匹和铁路的满意程度始终很高，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军方认定它的确需要卡车。战后卡车制造商和军队进行了大量游说，使公众相信他们对机动车辆的需要，从而使卡车得以在工业化国家开始取代马车。甚至在美国的最大城市里，这种改变也花了50年时间。
发明家们常常不得不在没有公众需求的情况下长期坚持他们的修修补补的工作，因为他们的早期样机性能太差，派不了用场。
美国每年要颁发大约7万份专利证书，但只有少数专利最后达到商业性生产阶段。有一项大发明最终得到使用，就会有不计其数的其他发明得不到使用。甚至有些发明当初本来是为了满足特定的需要而设计的，后来可能在满足意外需要方面证明是更有价值的。
如果某些天才发明家不是在某个时候出生在某个地方，世界史的广泛模式会不会因此而产生重大的变化。答案很清楚：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人。
技术的发展是长期积累的，而不是靠孤立的英雄行为；技术在发明出来后大部分都得到了使用，而不是发明出来去满足某种预见到的需要。
所有这方面的知识都是通过观察和反复试验而获得的。
一旦发明家发现了一项新技术的用途，下一步就是说服社会来采用它。仅仅有一种更大、更快、更有效的工作装置还不能保证人们会乐于接受。
无数的此类技术要么根本没有被采用，要么只是在长期的抵制之后才被采用。这方面臭名昭著的例子有：1971年美国国会拒绝考虑为发展超音速运输提供资金；全世界继续拒绝一种高效打字机的键盘设计，以及英国长期不愿采用电灯照明。那么，究竟是什么促使社会去接受发明呢？
至少有4个因素影响着对发明的接受。 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因素，是与现有技术相比较的相对经济利益。
第二个考虑是社会价值和声望，这种考虑可以不顾经济利益（或没有经济利益）。
另一个因素是是否符合既得利益。
影响接受新技术的最后一种考虑，是新技术的优点能够很容易地看到。
技术史家们已经提出了一长串至少14个说明性因素。
一个因素是预期寿命变长了，这在原则上应能使未来的发明家不仅有耐心和有把握去制订长期的、延期得益的开发计划，而且也使他们可以有多年时间去积累技术知识。因此，现代医药带来的大大延长了的期望寿命，可能加快了近来发明速度的步伐。
其次的5个因素涉及社会的经济和组织：
（1）古典时期可以得到廉价的奴隶劳动，这一点大概妨碍了当时的发明创造，而现在的高工资或劳动力短缺，对寻求技术解决办法起了刺激作用。例如，移民政策的改变，可能会切断加利福尼亚农场的廉价的墨西哥季节工的来源，但这种可能性鼓励了在加利福尼亚去开发可以用机器收获的番茄品种。
（2）在现代的西方，保护发明者的所有权的专利权和其他财产法奖励发明，而在现代的中国，缺乏这种保护妨碍了发明。
（3）现代工业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技术培训的机会，这一点中世纪的伊斯兰教国家做到了，而现代的扎伊尔则没有做到。
（4）和古罗马的经济不同，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使投资技术开发有可能得到回报。
（5）美国社会强烈的个人主义允许有成就的发明者为自己赚钱，而新几内亚牢固的家族关系则确保了一个人一旦开始赚钱就要同十几个指望搬来同吃同住的亲戚一起分享。
另外4个想得到的解释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而不是经济或组织方面的：
（1）为创新努力必不可少的冒险行为，在某些社会里比在另一些社会里普遍。
（2）科学观点是文艺复兴后欧洲社会的独有特色，对于欧洲社会现代技术的卓越地位来说，这种特色确是功不可没。
（3）对各种观点和异端观点的宽容促进了创新，而浓厚的传统观点（如中国强调中国古代的经典）则扼杀了创新。
（4）宗教在其与技术创新的关系上差异很大：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某些教派据说与技术创新特别能够相容，而伊斯兰教、印度教和婆罗门教的某些教派可能与技术创新特别不能相容。
所有这10个假设似乎都说得通。但其中没有一个与地理有任何必然的联系。如果专利权、资本主义和某些宗教真的对技术起了促进作用，那么又是什么决定了这些因素在中世纪后的欧洲出现，而不是在同时代的中国或印度出现？
至少，这10个因素影响技术的方向似乎是清楚的。其余4个拟议中的因素——战争、集中统一的政府、气候和丰富的资源——所起的作用似乎是不一致的：有时候它们促进技术，有时候它们抑制技术。
对两个大陆具有相同社会经济条件的许多社会，还不曾有人进行过研究，以证明这两个大陆民族之间的全面的意识形态差异。人们通常使用的都是循环论证：由于存在技术上的差异，因此可以推断出相应的意识形态上的差异。
即使在同一个大陆上，各社会之间在发展和接受新事物方面也是大不相同的。即使是在同一个社会内，在时间上也会有所不同。
因此，认为有些大陆的社会总是富于创新精神，有些大陆的社会总是趋于保守，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在任何时候，在任何大陆上都有富于创新精神的社会，也有保守的社会。此外，在同一个地区内，对新事物的接受能力迟早会产生波动。
在任何特定时间里的一个相当大的区域内（如整个大陆），总会有一定数量的社会可能是富于创新精神的。
创新实际上来自何方？除了过去的几个完全与世隔绝的社会外，对所有社会来说，许多或大多数技术都不是当地发明的，而是从其他社会借来的。
当地发明与借用技术的相对重要性，主要决定于两个因素：发明某个技术的容易程度以及某个社会与其他社会的接近程度。
一个用途广泛的发明在一个社会出现后，接着它便往往以两种方式向外传播。一种方式是：其他社会看到或听说了这个发明，觉得可以接受，于是便采用了。另一种方式是：没有这种发明的社会发现与拥有这种发明的社会相比自己处于劣势，如果这种劣势大到一定程度，它们就会被征服并被取而代之。
如果一些社会从发明某项新技术的社会采用了这项技术，这时技术传播的情况可能各不相同，其中包括和平贸易（如1954年晶体管从美国传播到日本）、间谍活动（公元552年家蚕从东南亚偷运进中东）、移民（1685年被从法国驱逐出去的20万胡格诺派教徒[4]把法国的玻璃和服装制作技术传播到整个欧洲）和战争。
社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们接受来自其他社会的技术的容易程度是不同的。
近代史上地球上最孤立的族群是塔斯马尼亚岛上的土著，他们生活在一个距离澳大利亚100英里的岛上，没有任何远洋水运工具，而澳大利亚本身就是一个最孤立的大陆。
在发明的传播中最容易接受发明的社会是大陆上的一些根基深厚的社会。在这些社会中技术发展最快，因为它们不但积累了自己的发明，而且也积累了其他社会的发明。
技术传播和使技术传播成为可能的地理位置，这两者的重要性得到了一些从其他方面看简直难以理解的事实的充分证明，即有些社会竟然放弃了强大的技术。
日本拒绝枪支和中国抛弃远洋船只（以及抛弃机械钟和水力驱动纺纱机），是历史上孤立或半孤立社会技术倒退的著名例子。
如果没有技术的传播，得到的技术会更少，而丢失的现有技术会更多。
由于技术能产生更多的技术，一项发明的传播的重要性可能会超过原有发明的重要性。
技术史为所谓自我催化过程提供了例证：就是说，由于对自身的催化，整个过程以递增的方式加速。
技术往往会催化自身的一个原因是：技术的进步决定于在这之前对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的掌握。
自我催化的另一个原因是：新技术和新材料通过重新结合可以产生更新的技术。
人类的技术一直在发展。
在这漫长的加速发展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挑出两次意义特别重大的飞跃。
第一次飞跃发生在100000年到50000年前，其所以能够发生，大概是由于我们身体的遗传变化，即人体的现代解剖学进化使现代语言或现代大脑功能或两者成为可能。这次飞跃产生了骨器、专用石器和复合工具。
第二次飞跃来自我们选定的定居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在世界的不同地区发生的时间不同，在有些地区早在13000年前就发生了，在另一些地区即使在今天也还没有发生。就大多数情况而言，选定定居的生活方式是同我们采纳粮食生产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粮食生产要求我们留在我们的作物、果园和剩余粮食储备的近旁。
定居生活对技术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这种生活使人们能够积累不便携带的财产。四处流浪的狩猎采集族群只能拥有可以携带的技术。
粮食生产带来的定居生活使财产积累成为可能。
不仅如此，由于另一个原因，粮食生产还在技术史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在人类进化中第一次使发展经济专业化社会成为可能，这种社会是由从事粮食生产的农民养活的不从事粮食生产的专门人员组成的。
本地技术的发生和保持，不但要依靠本地的发明，而且也要依靠来自其他地方的技术传播。这个因素往往使技术在没有可能影响其传播的地理和生态障碍的大陆上发展得最快，而这种传播可能发生在这个大陆的内部，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大陆。
在所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技术发展最快的是那些人口众多、有许多潜在的发明家和许多互相竞争的社会的广大而富有成果的地区。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粮食生产开始的时间、技术传播的障碍和人口的多寡这3大因素的变化，是怎样直接导致我们所看到的各大陆之间在技术发展方面的差异的。
各大陆之间在面积、人口、技术传播的难易程度和粮食生产的开始时间等方面存在着差异，而这些差异又对技术的出现产生了种种影响，但所有这些影响都被夸大了，因为技术可以催化自身。
欧亚大陆在开始时的巨大优势因此就变成了自1492年[7]起的巨大的领先优势——其原因是欧亚大陆独特的地理条件，而不是那里的人特别聪明。
第十四章 从平等主义到盗贼统治
政府和宗教的扩张在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一直就是这样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不管这种扩张是以和平手段实现的（如最后对法尤族人），还是以暴力手段实现的。就后一种情况来说，通常都是由政府来组织征服，然后再由宗教来为这种征服辩护。
政府和宗教就是这样结合起来发挥了作用，它们是产生历史最广泛模式的4组主要的直接动力之一，另外3组动力是病菌、文字和技术。
在新几内亚的传统社会里，如果一个新几内亚人碰巧和另一个陌生的新几内亚人发生冲突，而两人离开各自的村庄又都很远，于是两人就长时间地谈论他们的亲属，试图建立某种关系，从而找到某种理由使两人不会产生要杀死对方的念头。
随着大约7500年前酋长管辖地的出现，人们在历史上第一次不得不学会如何经常地去和陌生人打交道而又不想把他们杀死。
酋长管辖地带来了对集中管理的、非平等主义社会来说带有根本性质的两难处境。从最好的方面说，它们可以提供个人无法承办的昂贵服务。从最坏的方面说，它们公然地在起着盗贼统治的作用，把实际财富从平民手中转移到上层阶级手中。
这种高尚和自私的双重作用难分难解地联系在一起，虽然有些政府强调一种作用要大大多于强调另一种作用。盗贼统治者和英明政治家的区别，强盗贵族和公益赞助人的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只是一个从生产者那里榨取来的财物有多少被上层人物留下来的问题，是平民对把重新分配的财物用于公共目的喜欢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对于任何等级社会，无论是酋长管辖地或是国家，人们于是不禁要问，为什么平民会容忍把他们艰苦劳动的成果奉送给盗贼统治者？从柏拉图到马克思的所有政治理论家都提出过这个问题，在现代的每一次选举中选民们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
一个上层人物在仍然保持比平民舒服的生活方式时，要怎样做才能获得群众的支持呢？从古至今的盗贼统治者混合使用了4种办法：
1.解除平民的武装，同时武装上层掌权人物。这在使用高科技武器的现代比使用长矛和棍棒的古代容易得多，因为现代的武器只有在工厂里才能生产，也容易被上层人物所垄断，而古代的武器在家里就能容易地制造出来。
2.用通行的方法把得到的财物的很大一部分再分配给群众来博取他们的欢心。
3.利用对武力的绝对控制来维持公共秩序和制止暴力以促进社会幸福。这可能是中央集权的社会对非中央集权的社会的一个巨大的、未得到正确评价的优势。
4.盗贼统治者为了得到公众支持而使用的最后一个方法，是制造一种为盗贼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或宗教。
酋长管辖地都有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它是有组织的宗教的前身，维持着酋长的权威。酋长可以一身而兼政治领袖和祭司的两个职务，也可以支持单独一个盗贼统治者集团（即祭司），而这个集团的职责就是在意识形态上为酋长提供辩护。这就是为什么酋长管辖地要把如此大量地征收来的财物专门用来建造寺庙及其他公共工程，因为这些建筑可以用作官方宗教的中心和酋长权力的醒目标志。
我们今天最熟悉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就是国家制度，这种制度如今统治着世界上除南极以外的所有地区。
原型国家发展了大型的最重要的（由多个村庄组成的）酋长管辖地的许多特点。它们的规模从族群到部落，再从部落到酋长管辖地，不断地扩大。
为了解决国家内部的冲突，法律、法制和警察机关越来越正规化了。
国家是按政治和领土而组建起来，不是按照划分族群、部落和简单的酋长管辖地的亲属关系而组建起来的。而且，族群和部落始终是由单一的族群和语族组成的，酋长管辖地通常也是如此。然而，国家——尤其是通过对一些国家的合并或征服而形成的帝国——通常都是包括不同种族和使用多种语言的。在后期的国家中，包括今天大多数国家在内，领导常常变成非世袭的，而且许多国家放弃了酋长管辖地遗留下来的关于正式世袭阶级的整个制度。
在过去的13000年中，人类社会的主要趋势都是较大的、较复杂的单位取代较小的、较不复杂的单位。
显然，这只是就一般的长期趋势来说的，古往今来都有数不清的变化：有1000次的统一便会有999次的分裂。
比较复杂的单位并不总是能征服不那么复杂的单位，有许多反而屈服于后者，就像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分别为“蛮族”和蒙古族酋长管辖地所蹂躏那样。但长期趋势仍然有利于最后上升为国家的一些大的复杂的社会。
小型的、非中央集权的、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社会，是怎样演化为大型的、中央集权的、大多数成员彼此没有密切的亲属关系的社会的呢？在回顾了从族群到国家这一转变的各个阶段之后，我们现在要问：是什么迫使社会产生这样的转变？
在我看来，能够表明关于国家形成的一个基本正确的观点的，是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即地区人口的多少是预测社会复杂程度的最有力的唯一根据，这个事实远比灌溉与某些国家形成之间的相互关系更能令人信服。
用非此即彼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是没有抓住要点。
集约化的粮食生产和社会的复杂程度通过自我催化而相互促进。就是说，人口的增长通过我们将要讨论的机制使社会变得复杂起来，而社会的复杂又导致集约化的粮食生产，从而导致了人口的增长。只有复杂的中央集权的社会才能组织公共工程（包括灌溉系统）、远距离贸易（包括输入金属以制造更好的农具）和各种经济专门团体的活动（如用农民的粮食养活牧人，又把牧人的牲口提供给农民作耕畜之用）。中央集权社会的所有这些功能，促进了集约化的粮食生产，从而也促进了整个历史上的人口增长。
粮食生产至少在3个方面帮助复杂的社会形成了鲜明的特点。
首先，它随季节变化定期地投入劳动力。收成贮藏好之后，中央集权的行政机构就可以利用农民的劳动力来兴建宣扬国威的公共工程（如埃及的金字塔），或兴建可以养活更多人口的公共工程（如波利尼西亚群岛中夏威夷的灌溉系统或鱼塘），或从事扩大政治实体的征服战争。
其次，组织粮食生产以产生余粮储备，从而使经济专门化和社会层次化成为可能。
最后，粮食生产促使人们或要求人们采取定居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是积累足够的财产、发展复杂技术和精巧手艺以及兴建公共工程的一个先决条件。
粮食生产不但使人口增加，而且还在许多方面发生了作用，使复杂社会能够形成自己的一些特点。但这并不能证明粮食生产和众多人口使复杂社会的出现成为必然之事。
根据实际观察，族群或部落组织对有几十万人的社会是不适用的，而且现存的大型社会都有复杂的中央集权组织。对于这种观察结果，我们怎样来予以说明呢？我们至少可以举出4个显而易见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没有亲属关系的陌生人之间的冲突问题。随着组成社会的人口的增加，这种问题多得无法计数。
第二个原因是，随着人口的增加，共同决策越来越难以做到。
第三个原因是经济方面的考虑。任何社会都需要在其成员之间转移财货的手段。
大型社会只有在除了有互惠经济还有再分配经济的情况下，才能在经济上发生作用。
对解决冲突、决策、经济因素和空间的这些考虑，于是综合起来要求大型社会实行中央集权，但权力的集中不可避免地为那些掌权的人、私下据有信息的人、作决定的人和对财货进行再分配的人大开方便之门，使他们得以利用由此带来的机会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亲属谋取好处。
能有效地解决冲突、作出正确的决定和实行和谐的经济再分配的社会，能够发展更好的技术，集中自己的军事力量，夺取更大的物产更丰富的地盘，逐一地打垮独立自主的较小的社会。
如果条件许可，复杂程度处在同一水平的社会之间的竞争，往往导致了复杂程度更高的社会。
更一般地说，大的单位可能拥有对各个小的单位的某种优势，如果——这是一个大大的“如果”——这些大单位能够解决因规模变大而带来的问题，如来自觊觎领导地位的狂妄之徒的无时不在的威胁、平民对盗贼统治的忿恨，以及增多了的与经济一体化联系在一起的问题。
合并的发生不外乎下面的两种方式之一：在外力的威胁下合并，或通过实际的征服。
除了在外力威胁下实现合并外，复杂社会形成的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征服。
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战争或战争威胁在大多数（即使不是全部）社会合并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为什么战争总是在人口稠密而不是在人口稀少的时候造成社会的合并呢？答案是，战败民族的命运取决于人口的密度，这有3种可能的后果：
- 凡是人口密度很低的地方，就像在狩猎采集族群占据的地区所常见的那样，战败群体的幸存者只要离开他们的敌人远一点就行了。
- 凡是人口密度中等的地方，就像粮食生产部落占据的地区那样，没有大片空旷的地方可以让战败族群的幸存者逃避。但是，没有集约型粮食生产的部落社会不使用奴隶，也不能生产出可以作为很大一部分贡品的足够的剩余粮食。因此，战败部落的幸存者对胜利者来说毫无用途，除非娶他们的女人为妻。战败的男人都被杀死了，他们的地盘也可能为胜利者所占有。
- 凡是人口密度高的地方，就像国家或酋长管辖地所占有地区那样，被打败的人仍然无处可逃，但胜利者不杀死他们而有了利用他们的两种选择。由于酋长管辖地社会和国家社会已出现了经济专业化，被打败的人可以当奴隶来使用，就像在《圣经》时代通常发生的那样。或者，由于许多这样的社会已经有了能够生产大量剩余粮食的集约型粮食生产系统，胜利者可以让战败者仍然从事原来的劳作，只是剥夺了他们的政治自主权，要他们定期地用粮食或货物来纳贡，并把他们的社会合并入获胜的国家或酋长管辖地。在整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与国家或帝国的建立联系在一起的一些战役的结果通常就是这样。
粮食生产及社会之间的竞争与混合，产生了征服的直接原动力：病菌、文字、技术和中央集权的政治组织。这些都是终极原因，是通过因果关系链而表现出来的，虽然这些因果关系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全都与稠密的庞大人口和定居的生活方式有关。
由于这些终极原因在不同的大陆上有不同的发展，征服的这些原动力在不同的大陆上也有不同的发展。因此，这些原动力往往是相互联系着一起出现的，不过这种联系并不是绝对的：例如，在印加人中出现了一个没有文字的帝国，而在阿兹特克人中则出现了一个有文字但很少有流行病的帝国。
第十五章 耶利的族人
对澳大利亚的白人来说，梅宁迪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一个多世纪前它是两个饱受沙漠干热之苦的白人用作补给基地的大本营。
澳大利亚是最干燥、最小、最平坦、最贫瘠、气候最变化无常、生物品种最稀少的大陆。它是欧洲人占领的最后一个大陆。在欧洲人占领前，它已在维持着与任何大陆相比都是最具特色的人类社会和最少的人口。
澳大利亚人和新几内亚人之间的这种分化，反映了在十分不同的环境里的长期隔绝状况。
新几内亚的沼泽地提供了一个清楚的例子，说明在某种环境里，由于农业还不能与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竞争，所以那里的人仍然以狩猎采集为生。
地形造成的这些困难，加上构成新几内亚族群或村落之间关系特点的断断续续的战争状态，正好说明了传统的新几内亚在语言、文化和政治方面的这种支离破碎的状况。
新几内亚是世界上语言最集中的地方：全世界6000种语言中有1000种挤在一个只比得克萨斯州稍大一点的地区里，分成几十个语族以及一些就像英语和汉语那样不同的互相独立的语言。在所有新几内亚语言中，差不多有一半语言说的人不到500，甚至那些最大的说同一种语言的群体（说的人仍然只有10万）也在政治上分成几百个村庄，彼此凶狠地斗殴，就像同说其他语言的人斗殴一样。每一个这样的小社会其自身实在太小，无法养活酋长和专门的手艺人，也无法发明出冶金术和文字。
在世界上潜在的最佳谷物——籽粒最重的56种禾本科植物——的名单中，只有两种出产在澳大利亚，而且这两种又几乎位居名单的最后（粒重仅为13毫克，而世界上其他地方最重籽粒的重量可达40毫克）。
流浪的生活、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以及对住所和财物的最小的投资，是因受澳大利亚厄尔尼诺南移影响而无法预知可以得到何种资源时的明智的适应行为。
塔斯马尼亚和这3个较小的岛屿，以极端的形式证明了一个对世界史具有广泛的潜在意义的结论。只有几百人的群体在完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是不可能无限期地生存下去的。
一个有4000人的群体能够生存10000年，但在文化上要失去相当多的东西，同时也引人注目地没有什么发明创造，剩下的只是一种无比简单的文化。
同其他各大陆民族的全部业绩相比，澳大利亚本地人的有限业绩，可能一部分来自与世隔绝状态和由于人口太少而对技术的发展与保持所产生的影响——就像对塔斯马尼亚所产生的那些影响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没有那么大罢了。不言而喻，这种影响可能就是最大的大陆（欧亚大陆）与依次较小的大陆（非洲、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在技术上产生差异的原因。
实际上，贸易和战争交替进行，而战争的目的则是割取敌人的首级做战利品和把女人捉来做老婆。
总之，虽然澳大利亚石器时代的四处流浪的狩猎采集族群与石器时代的新几内亚农民及铁器时代的印度尼西亚农民都有过贸易往来，但他们始终保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不变，这初看起来似乎是表明了澳大利亚土著出奇的顽固不化。但更进一步的考察就可发现，这不过是反映了地理条件在人类文化和技术传播中的无处不在的作用。
欧洲人到新几内亚去殖民，而不是新几内亚人到欧洲来殖民，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欧洲人有远洋船只和罗盘，可以用来帮助他们前往新几内亚；他们有书写系统和印刷机，可以用来印刷地图、描述性的报告和有助于建立对新几内亚的控制的行政文书；他们有政治机构，可以用来组织船只、士兵和行政管理；他们还有枪炮，可以用来向以弓箭和棍棒进行抵抗的新几内亚人射击。
一个主要的因素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挫败了所有欧洲人想要在新几内亚低地地区定居的企图：这个因素就是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虽然其中没有一种是第十一章讨论的那种急性群众性流行传染病。
欧洲人在澳大利亚殖民，而不是澳大利亚土著在欧洲殖民，其原因同我们刚才在新几内亚这个例子上看到的一样。
然而，新几内亚人和澳大利亚土著的命运却是不同的。今天的澳大利亚为2000万非土著所居住和管理，他们大多数都是欧洲人的后裔，同时由于澳大利亚于1973年放弃了先前的白人澳大利亚的移民政策，有越来越多的亚洲人来到了澳大利亚。土著人口减少了80%，从欧洲殖民地时代的30万人左右下降到1921年最低点6万人。今天的土著构成了澳大利亚社会的最底层。
根本的原因是澳大利亚适于（在某些地区）欧洲人发展粮食生产和定居，再加上欧洲人的枪炮、病菌和钢铁在消灭土著中所起的作用。
虽然我已着重指出了澳大利亚的气候和土壤所造成的种种不利之处，但它的一些最富饶或最肥沃的地区仍然有利于欧洲的农业。
澳大利亚粮食生产的发展必须等待非本地作物和牲口的引进，这些作物和牲口是在世界上气候相似的地区驯化的，而这些地方过于遥远，如果没有越洋船只的运输，那里的驯化动植物是到不了澳大利亚的。
欧洲人的拓殖用两种办法减少了土著的人数。一个办法就是开枪把他们打死，在19世纪和18世纪晚些时候，欧洲人认为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选择，到20世纪30年代他们进入新几内亚高原地区时，他们就很少这样考虑了。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屠杀于1928年发生在艾利斯斯普林斯，共杀死了31个土著。另一个办法就是欧洲人引进的病菌，对这些病菌土著居民还没有机会获得免疫力或形成自然的抵抗力。1778年，第一批欧洲移民到达悉尼，不到一年，死于流行病的土著居民的尸体便随处可见。有案可查的主要的致命疾病有天花、流行性感冒、麻疹、伤寒、斑疹伤寒、水痘、百日咳、肺结核和梅毒。
在所有适于欧洲人发展粮食生产的地区，独立的土著社会就被用这两种办法消灭了。唯一的或多或少完好无损地幸存下来的社会，是对欧洲人无用的澳大利亚北部和西部地区的社会。在欧洲人殖民的一个世纪内，有40000年历史的土著传统基本上被消灭殆尽。
在澳大利亚创造社会的人是澳大利亚的土著。当然，他们所创造的社会不是一个有文字的、从事农业生产的工业民主的社会。其原因是由澳大利亚的环境特点直接造成的。
第十六章 中国是怎样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的
近代民族大熔炉这一普遍现象的重大例外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
今天的中国无论在政治上、文化上或是语言上似乎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至少在外行人看来是这样。它在公元前221年就已在政治上统一了，并从那时起在大多数世纪中一直保持着统一的局面。
中国一直就是中国人的，几乎从它的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的早期阶段就是中国人的了。
我们从近代史得知，英语不是仅仅因为在印第安人听起来悦耳才取代了美国的印第安语言的。相反，这种更替需要说英语的移民通过战争、屠杀和带来的疾病杀死大多数印第安人，使幸存的印第安人不得不采用英语这个新的多数人的语言。
第十七章 驶向波利尼西亚的快艇
南岛语系的 4个语族中有 3个集中在台湾，这表明台湾就是今天各地南岛语的故乡，在过去几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语言一直在台湾使用，因此有最长的时间来产生分化。这样看来，从马达加斯加到复活节岛，所有其他南岛语可能都起源于台湾向外的人口扩张。
对于任何一个对世界史感兴趣的人来说，东亚和太平洋人类社会是颇有教益的，因为它们提供了如此众多的关于环境塑造历史的例子。东亚和太平洋族群凭借他们地理上的家园，无论在利用可驯化的动植物方面，或是在与其他族群的联系方面，都显得与众不同。一次又一次地，是具有发展粮食生产的先决条件并处在有利于传播来自别处的技术的地理位置上的族群，取代了缺乏这些优势的族群。一次又一次地，当一次移民浪潮在不同的环境中展开时，环境的不同决定了移民们的后代以各自的不同方式发展。
第十八章 两个半球的碰撞
过去 13000年中最大的人口更替是新、旧大陆社会之间新近的碰撞引起的。
这种碰撞的最富戏剧性也最具决定性的时刻，是皮萨罗的小小西班牙军队俘虏了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阿塔瓦尔帕是最大、最富有、人口最多、管理和技术最先进的印第安国家的独裁统治者，他的被俘成了欧洲人征服美洲的象征，因为造成这一事件的相同的各种近似因素，也是欧洲人征服其他印第安社会的部分原因。
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是：为什么是欧洲人到达了印第安人的国家并征服了它，而不是相反？我们讨论的起始点就是把欧亚大陆社会和印第安社会作一比较，时间是到公元 1492年即哥伦布“发现”美洲的那一年为止。
我们的比较从粮食生产开始。粮食生产是当地人口多寡和社会复杂程度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因此也是实现征服的终极因素。美洲的粮食生产与欧亚大陆的粮食生产的最引人注目的差异涉及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的种类。
这种差异主要是由于更新世晚期北美洲和南美洲原有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大多数灭绝（被消灭？）所致。如果不是由于这些动物灭绝了，现代史的进程可能会有所不同。
这些动物的灭绝使欧亚大陆有了比美洲所提供的多得多的供驯化之用的野生动物。大多数可供驯化的野生动物由于六七种原因中的任何一种原因而失去了作为可供驯化的动物的潜在资格。因此，欧亚大陆最后只有 13种驯养的大型哺乳动物，而美洲只有本地的 1种。
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在植物性粮食生产方面也存在着差异，不过这方面的差异没有动物性粮食生产方面的差异那样明显罢了。
农业在美洲也很普及，但狩猎采集族群在美洲占有的地区比在欧亚大陆大。
这些地方以前之所以没有粮食生产，完全是由于当地缺少可以驯化的动植物，同时也由于地理和生态障碍使美洲其他地方的作物和几种家畜无法引进。在欧洲移民引进了合适的家畜和作物后，这些地区立即变得富饶起来，这不仅要归功于欧洲移民，而且有时候也要归功于印第安人。
这些例子表明，在美洲广大地区唯一缺少的为进行粮食生产所需要的成分是家畜和作物本身。
在美洲的这些地方，虽然也有了印第安人的农业，但和欧亚大陆的农业相比，它受到五大不利条件的限制：广泛依赖蛋白质含量低的玉米，而不是欧亚大陆的品种繁多、蛋白质丰富的谷物；种子用手一颗颗地点种，而不是撒播；犁地用手而不是用畜力，用畜力犁地使一个人能够耕种大得多的面积，并可耕种某些难以用手耕种的肥沃而坚硬的土壤和长满草根的土地（就像北美大平原的那些土地）；缺乏可以增加土壤肥力的动物粪肥；只用人力而不是用畜力来做诸如脱粒、碾磨和灌溉之类的农活。这些差异表明，到 1492年为止，欧亚大陆农业产出的人均每小时卡路里和蛋白质要多于印第安的农业。
粮食生产方面的这些差异，构成了欧亚大陆社会与印第安社会之间差异的一个重要的终极原因。在由此而产生的实现征服的近似因素中，最重要的因素包括病菌、技术、政治组织和文字方面的差异。其中与粮食生产方面的差异关系最直接的差异是病菌。有些传染病经常光顾人口拥挤的欧亚大陆社会，许多欧亚大陆人因而逐步形成了免疫力或遗传抵抗力。这些传染病包括历史上所有最致命的疾病：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瘟疫、肺结核、斑疹伤寒、霍乱、疟疾和其他疾病。
说也奇怪，大陆之间在有害的病菌方面的这种差异竟是来自有用的牲畜方面的差异。在拥挤的人类社会引起传染病的大多数病菌，是从引起家畜传染病的那些十分相似的祖代病菌演化而来的，而在大约 10000年前，粮食生产者就已开始每天同这些家畜进行密切的接触了。欧亚大陆饲养了许多种家畜，因而也就培养了许多种这样的病菌，而美洲无论是家畜还是病菌都很少。
在帮助欧洲征服美洲的一些直接因素中，可与病菌相提并论的是技术的各方面的差距。这些差距归根到底是由于欧亚大陆有历史悠久得多的依靠粮食生产的人口稠密、经济专业化、政治集中统一、相互作用、相互竞争的社会。有 5个技术领域可以挑出来讨论：
第一，金属——开始时是铜，后来是青铜，最后是铁——到 1492年止已在所有复杂的欧亚大陆社会被用作工具。
第二，欧亚大陆的军事技术比美洲的军事技术要有效能得多。
第三，欧亚大陆社会在利用动力源运转机械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
其余的值得一提的技术领域是海上运输。许多欧亚大陆社会发明了大型帆船，其中有些能逆风航行并能横渡大洋，船上装备有六分仪、磁罗盘、尾柱舵和大炮。
除了在病菌和技术方面的差异外，欧亚大陆社会和印第安社会在政治组织方面也存在着差异。到中世纪晚期或文艺复兴时期，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已在有组织的国家的统治之下。许多欧亚大陆国家和帝国都有官方的宗教，用以加强国家的凝聚力，使政治领导合法化和批准对其他民族的战争。
最后一个需要予以讨论的直接因素是文字。大多数欧亚大陆国家都有由文化人组成的行政机构，在某些国家里，官员以外的平民大众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有文化的。文字使欧洲社会得到行政管理和经济交换之便，激励与指导探险和征服，并可利用远方和古代的一系列信息和人类经验。相比之下，在美洲，文字只在中美洲很小的一个地区内的上层人士中使用。
因此，哥伦布时代的欧亚大陆社会，在粮食生产、病菌、技术（包括武器）、政治组织和文字方面，拥有对印第安社会的巨大优势。
为什么所有主要发展结果的发展轨迹在年代上美洲要晚于欧亚大陆？这有 4组原因：起步晚，可用于驯化的野生动植物系列比较有限，较大的传播障碍，以及稠密的人口在美洲生活的地区可能比在欧亚大陆小，或者可能比在欧亚大陆孤立。
与美洲的南北主轴不同，欧亚大陆的东西主轴使这种交流不用经历纬度的变化，也不存在与环境的变量发生关系的问题。与欧亚大陆始终如一的东西宽度不同，新大陆在中美洲的那一段特别是在巴拿马变窄了。尤其是，美洲被一些不适于粮食生产也不适于稠密人口的地区分割开来。这些生态障碍包括：把中美洲社会同安第斯山脉地区和亚马孙河地区社会分隔开来的巴拿马地峡雨林；把中美洲社会同美国西南部和东南部社会分隔开来的墨西哥北部沙漠；把美国西南部同东南部分隔开来的得克萨斯州干旱地区；把本来可能适于粮食生产的美国太平洋沿岸地区隔开的沙漠和高山。因此，在中美洲、美国东部、安第斯山脉地区和亚马孙河地区这些新大陆的中心之间，完全没有家畜、文字和政治实体方面的交流，以及只有在作物和技术方面的有限的缓慢的交流。
因此，我们已经找到了 3组有利于欧洲人入侵美洲的终极因素：欧亚大陆人类定居时间长的领先优势；由于欧亚大陆可驯化的野生植物尤其是动物的资源比较丰富而引起的比较有效的粮食生产；欧亚大陆范围内对传播交流的地理和生态障碍并非那样难以克服。第四个，也是更具推测性的终极因素，是根据美洲的一些令人费解的没有发明而提出来的：安第斯山脉地区的复杂社会没有发明文字和轮子，虽然这些社会同作出这些发明的中美洲复杂社会在时间上差不多一样久远；轮子只用在玩具上并且后来竟在中美洲失传了，而推测起来轮子在中美洲是会像在中国一样用在人力独轮车上的。这些谜使人想起了在一些孤立的小社会中同样令人费解的要么没有发明要么发明了又失传了的情况，这些社会包括塔斯马尼亚土著社会、澳大利亚土著社会、日本、波利尼西亚诸岛和美洲北极地区。当然，美洲的面积加起来并不算小：整整占欧亚大陆面积的 76%，美洲的整个人口到 1492年止大概也相当于欧亚大陆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但我们已经看到，美洲被分割成一些社会“孤岛”，彼此之间几乎没有什么联系。也许，美洲的轮子和文字的历史，反映了真正的孤岛社会以一种比较极端的形式来予以说明的那些原则。
第十九章 非洲是怎样成为黑人的非洲的
因为粮食生产带来了高密度的人口、病菌、技术、政治组织和其他力量要素。由于地理位置的偶然因素而继承或发展了粮食生产的民族，因此就能够“淹没”地理条件较差的民族。
为什么欧洲人成了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殖民的人。事情竟然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这尤其令人惊讶，因为非洲不但可能是解剖学上现代智人的家乡，而且也是几百万年来人类进化的唯一发源地。非洲除了巨大的领先优势这些有利条件外，还有高度多样化的气候、栖居地以及世界上最高度的人类多样化。
总之，欧洲在非洲的殖民并不像某些白人种族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与欧洲民族和非洲民族本身之间的差异有关。恰恰相反，这是由于地理学和生物地理学的偶然因素所致——特别是由于这两个大陆之间不同的面积、不同的轴线方向和不同的动植物品种所致。就是说，非洲和欧洲的不同历史发展轨迹归根到底来自它们之间的“不动产”的差异。
尾声 人类史作为一门科学的未来
日本人乃何许人也
2003后记：《枪炮、病菌与钢铁》今日谈
参考链接：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