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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由：

《乡下人的悲歌》是一部极其动人的回忆录，包含了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诸多幽默元素，记述了向上流动到底是怎样的感觉，也对一大批人丧失美国梦的现象作了思考。这本书同时也是一部深刻的社会评论，通过作者的成长故事与经历，以“局内人”的角度，带领我们以更宏观的视野，深入探视美国蓝领阶层所面临的困境与危机。

之前听说这本书是因为此书被美国数百家媒体用来解读“特朗普为什么会赢”，而我当时也确实想了解一下为什么在国内媒体渲染下看起来如此「脑残」的川建国会赢得大选（虽然这次「惜败」了）。在阅读的过程中会发现虽然此书讲的是（出生在美国「铁锈地带」的）作者自己的成长故事和经历，但是我觉得中国也有（甚至我小时候周边的生活环境就有他书中所描述的那种），其它的地方也会存在，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但如何破解困境和危机，我只能说是一方面靠运气，一方面靠努力了……

这里简单整理一下在看书过程中所做的摘录，有时间再像其它文章一样做个感悟和小结。

正文：

参考解答：

大量的社会科学都证实，一个充满爱的稳定家庭能带来积极的效果。

挖掘并利用社会资产的人会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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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不是参议员，没当过哪个州的州长，更没担任过内阁部长。我并没有创立市值10亿美元的公司，也没建立改变世界的非营利组织。我仅有的是一份不错的工作、一段幸福的婚姻、一个舒适的家，还有两只可爱的狗。(这对于从困难环境走出来的人来说已经很难很难了。)

因此，我之所以写这本书，并不是因为我取得了什么不平凡的成就，而是因为我做的事虽然非常平凡，但大多数像我那样长大的孩子都做不到。你们要知道，我的童年很穷困，生活在铁锈地带（RustBelt）俄亥俄州的一座钢铁城市。从我记事时开始，这座城市的工作岗位就在不断流失，人们也逐渐失去希望。至于我家的情况，用委婉一点的说法是，我和父母间的“关系比较复杂”，他们中的一位接近整整一生都在和毒瘾做斗争。把我带大的外祖父母连高中都没毕业，而我的整个大家庭里上过大学的人也寥寥无几。各种各样的统计都会显示，像我这样的孩子前景黯淡——我们当中幸运的那些，可以不用沦落到接受社会救济的地步；而那些不幸的，则有可能会死于过量服用海洛因——我的家乡小镇仅仅去年就有几十人因此死去。

这就是我真实的人生，也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我想让人们知道那种对自己濒临放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以及为什么会有人放弃自己。我想让人们了解穷人的生活到底发生了什么，以及精神和物质上的贫穷会对穷人家的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心理影响。我想让人们理解我和我家庭的美国梦。我想让人们体会向上层流动的真实感受。此外，我还想让人们认识到我自己不久前才意识到的一个问题：对于我们这些实现了美国梦的幸运儿来说，那些我们经历过的恶魔一直就在身后不远处穷追不舍。(虽然是发生在美国的事情,但其实也适用于中国和其他地方。)

我虽然是白人，但不会把自己等同于美国东北部信奉新教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白人（WASP）。与之相反，我认为自己是苏格兰-爱尔兰人后裔（Scots-Irish descent）中那些没有大学文凭的数百万白人工人阶级当中的一员。对于这个人群而言，贫穷是家庭的传统——他们的祖先当年在南方当奴工，然后又曾当过佃农、煤矿工人，在较近的年代里又当上了机械工和工厂工人。在美国人的称呼中，他们是乡下人（hillbilliy）、乡巴佬（redneck），或者是白色垃圾（white trash）。而于我来说，他们是邻居、朋友和家人。

如果种族是硬币的其中一面的话，那另一面就是地理因素。

但这本书是关于除此之外的那些问题：当工业经济向南移的时候，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本书讲的是，在不利的条件下，人们是如何用最坏的方式来应对的，讲的是现在的美国文化在某种程度上越来越鼓励社会的溃败，而不是抵御腐败。

太多的年轻人对努力工作并不感冒，而好的工作岗位却总是找不到人。

我当年在地砖仓库所看到的问题位于比宏观经济趋势和政策更深的层面。

一个年轻人有着各种需要工作的理由，如要供养未来的妻子还有即将出生的孩子，他却丢掉了一份有着很好医疗保险的不错工作。更令人不安的是，当丢掉自己工作的时候，他还认为自己是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他身上就缺少一种主观能动作用——他认为自己对自己的生活掌控很少，总是想要责怪除自己之外的任何人。

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能摘下种族的有色眼镜，来从中感受阶层和家庭是如何对穷人造成影响的。

那些我曾在生活中目睹的现象，其实存在于整个社会。(以小见大。)

虽然我会运用数据，也会借助学术研究来说明问题，但是我的主要目的并不是让读者相信一个纸面上的问题，而是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出生就被这样的问题压得喘不过气来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换位思考,设身处地。)

WASP，即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英国新教徒的后裔，在美国被少数社群视为控制美国社会的主流人群。

第一章

正如大多数小孩子一样，我小时候也记下了自己家的地址，以防哪天走失的时候，我就可以告诉一个成年人应该把我带哪儿去。(我小时候也是。)

我当时把“我的地址”和“我的家”分得很清楚。我的地址就是和母亲还有姐姐相处时间最多的地方，不管这个地方换到了哪里。但是，我的家一直没变：肯塔基州杰克逊的一处小山坳，那里有我外曾祖母家的房子。

杰克逊是位于肯塔基州东南部煤田中心的一座小镇，人口也就6000来人。

我的外祖父母在20世纪40年代末离开了杰克逊，在俄亥俄州的米德尔敦建立起自己的家庭。米德尔敦正是后来我成长的地方。但是在12岁之前，我的夏天和其他很多时候都是在杰克逊度过的。

(布兰顿阿嬷是阿嬷的母亲。)

在我内心深处，杰克逊是唯一属于我，属于我姐姐，以及属于阿嬷的地方。我也爱俄亥俄州，但那里充满了痛苦的经历。在杰克逊，我的外祖母是那里最强悍的女人，而外祖父是技术最为熟练的汽车修理工，我就是他们的外孙。而在俄亥俄州，我是一个被那个我几乎不认识的父亲抛弃的儿子，我的母亲则是一个我宁愿不认识的人。

(年少不识愁滋味。)

没什么比一个穷人去偷另一个穷人的东西更卑劣的事了。日子虽然难过，我们他妈的决不能让别人的日子更难过。

乡下人很早就学会用逃避的方式来处理令人不安的真相，或者是假装现实比真相要好。这种倾向固然能带来心理学上的复原力，但同时也加大了阿巴拉契亚地区的人们正视自身的难度。

我们往往总是高估或者是低估，美化自身那些好的方面，又对不好的方面视而不见。(正视问题,面对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阿巴拉契亚地区的人们会强烈反对一篇关于该地区一些最贫穷的人的坦诚报道。这也是为什么我崇拜布兰顿家族的男人，也是我为什么在18岁之前假装全世界都有问题，而自己却没有。

(严于律人,宽以待己。)

我的外祖父母背井离乡地离开真正的肯塔基，来到米德尔塔基寻找新的生活，从某种方面上说，他们确实找到了。但从另一些方面来看，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肯塔基。

如果说这些问题是从杰克逊开始的，它们到哪里才会结束就很难说了。(旧习惯难以改变。)

第二章

乡下人喜欢给许多词加上自己的口音。

除了我们的社区之外，我还从没听人叫过“阿公”（Papaw）或“阿嬷”。只有在乡下人们才会这么称呼外祖父母。(类似于小地方的方言。)

这是我阿公告诉我的故事。正如很多家族的传说一样，这故事大体上是真实的，但是有些细节却反复无常。

(阴差阳错。)

简言之，我阿嬷和阿公的经历是再寻常不过的了。整个地区很大一部分人都收拾家当向北迁徙。

到了人生的尽头，离开杰克逊的四个与留下来的四个相比，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地位明显要高出许多。正如阿公在年少时就曾想到的那样，乡下人最好的出路就是出走。

我很想告诉读者阿嬷和阿公是怎样在新的环境中发迹，又如何撑起成功的家庭，然后又怎样在退休后过上了惬意的中产阶级生活。然而事实并不尽如此。事实上，阿嬷和阿公在新的生活中挣扎过，而且一直挣扎了数十年。(这才是真实的人生。)

在杰克逊的乡下，隐私是个听说过但没见过的东西。家人、朋友还有邻居不用敲门就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家门。母亲告诉女儿如何养孩子，父亲教给儿子怎样干活儿，哥哥告诉妹夫怎样对待自己的老婆。在忙忙碌碌中，人们从自己的邻居们那里学会如何处理家庭生活。但是在米德尔敦，房子就像一座城堡，外人切莫擅闯。

(中国也一样。)

正如吉米舅舅所言，他们过上了“典型的中产阶级生活”。这种生活虽然从某种角度看起来略感无聊，但一旦你明白不无聊的后果时，就会觉得这种无聊是多么的幸福。

(生活习惯,方式不同,适应起来比较难。)

他们知道，生活就是一场斗争，虽然他们那样的人成功的概率很小，但这绝不是失败的借口。“千万别像那些怂包一样觉得现实对自己不利，”外婆总是跟我说，“你想做什么都能做到。”

他们整个社区都相信这个道理，在20世纪50年代，这条道理看起来有着充分的依据。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外来的乡下人在收入和贫困程度上已经大致赶上了当地人的水平。但在他们物质上成功的掩盖下，是他们文化上的不安。就算阿嬷和阿公在经济上赶了上来，我也怀疑他们是否被真正地同化了。他们总是只有一只脚跨进了新生活的大门，另一只脚还停留在旧生活中。他们慢慢地交到了一些朋友，但他们的根还是深深地扎在肯塔基的故乡。

不过，他们的孩子就不一样了。我母亲那一代是第一批在中西部工业地区长大的孩子，距离乡下人的鼻音和山里那种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已经很远了。他们像成千上万的孩子们一样，上的是现代化的高中。阿嬷和阿公的目标就是离开肯塔基，给自己的孩子一个新的起点。而他们的孩子则应当在这新的起点上做出点成就。但现实并不像他们所想的那样。

阿嬷和阿公或许从肯塔基州走了出来，但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在艰难困苦中才知道，在23号国道的那头，并不是他们的希望。(并不只是换个地方就可以解决生活中的问题的。而且阶层的向上流动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第三章

阿嬷和阿公有三个孩子——吉米（Jimmy）、贝弗（Bev，我母亲）和洛莉（Lori）。

(吉米舅舅出生于1951年；母亲出生于1961年的1月20日——约翰·F.肯尼迪就职典礼的那一天——不到两年后，洛莉姨妈也出生了。)

不管阿嬷和阿公在婚姻的早期有多么和睦，这种和睦在1962年洛莉——我叫她莉姨（Aunt Wee）——出生后开始消失。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叶，阿公的酗酒已经成为常态，阿嬷则开始把自己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

(冷战,对峙从来都不是解决夫妻问题的好方法。)

(家丑不可外扬——这是「乡下人」在看待和处理家事时的守则……)

大家都不太清楚为什么阿嬷和阿公的婚姻会变得如此糟糕。或许是阿公被酗酒击败了。吉米舅舅怀疑阿公是对阿嬷“出轨”了，或者是阿嬷自己垮掉了——带着三个孩子，死过一个孩子，中间还有那么多次流产，谁又能责备她呢。

虽然阿嬷和阿公的婚姻冲突不断，他们对自己孩子们的未来一直保持着相当的乐观。他们想的是，既然他们两个可以从整所学校只有一间教室的杰克逊出发，最终能住进两层的郊区小楼，还享受着中产阶级的惬意。那么，他们的下一代（还有下下一代）上大学和实现美国梦就毫无问题了。

不过，他们那种想法有一点太过天真了。他们三个孩子都深受家庭生活不安的影响。

幸运的是，吉米舅舅和洛莉姨妈都找到了出路。通过在夜校的学习，吉米舅舅在强生公司找到了一份销售工作。他是我们家第一个有了“职业”的人。洛莉姨妈30岁前到了医院的放射科工作，还新找了一个丈夫。她的新丈夫是那么的体贴，以至于阿嬷当着全家人的面说：“如果他俩离婚的话，我会跟他走的。”
不幸的是，万斯一家还是没逃过统计学的魔爪，而贝弗（我母亲）就是过得不好的那一个。

阿嬷和阿公终于一起回到了正轨。1983年，阿公把酒戒掉了，而且既没依赖医疗干预，也没有过多宣扬。他就是不再喝酒了，也没怎么再提起这事儿。他和阿嬷在分居后又和好了，虽然俩人还是分开住，但每天清醒的时间基本上都是在一起。此外，他们也试着修复曾经造成的伤害：他们帮助洛莉姨妈从争吵不断的婚姻中脱身出来，借钱给我母亲、帮她看孩子、给她地方住、支持她的康复，还给她交护士学校的学费。最重要的是，他们填补了我和姐姐生命中家长角色的空白。这种角色，母亲没能提供，不管她是因为不愿还是没有能力，而阿嬷和阿公也希望当初能给我母亲提供。在我母亲年轻时，阿嬷和阿公确实让她失望了，但他们的余生全都被用来填补这一过错。

第四章

我出生于1984年的夏末。(1983年,他外公戒酒完成。他妈妈1961年生,18/19岁生了他姐姐)

虽然我的心一直属于肯塔基州的杰克逊，但我当时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俄亥俄州的米德尔敦度过的。从很多地方来看，我出生时的这座小城与阿嬷和阿公40年前刚来时大体上没什么变化。

当我在一周的时间里连续被偷了两辆自行车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所在的社区已经“每况愈下”了。阿嬷说，很多年以来，她的孩子们都是把自行车停在院子里，锁都不用锁，也不会被偷。现在她的外孙们起床的时候却发现锁自行车的大锁被老虎钳剪成了两半。从那之后，我就只好步行了。

现在的米德尔敦市中心就像是美国工业辉煌时期的一处废墟。在中央大道和主街交汇的心脏地位，一眼望去，全是被遗弃的商店和被打破的窗户。

这种变化就是美国当今经济现状的一个征兆，即越来越显著的居住隔离。居住在严重贫穷社区的工人阶级白人越来越多。1970年，白人孩子居住在贫困率在10%以上的社区的比例为25%。2000年，这一比例上升至40%。现在这一比例肯定更高。

那些重振米德尔敦市中心的措施在我看来都是没有效果的。人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市中心没有时髦的文化便利设施才离开的。那些文化便利设施的离开是因为米德尔敦没有足够多的消费者来支撑它们。为什么米德尔敦没有足够的薪水优厚的消费者呢？因为没有足够的工作来雇佣这些消费者。

川崎的这项并购所代表的是一个难以忽视的真相：美国制造业在后全球化时代的不景气。

我听到这番话后的第一反应是：这些孩子怎么能不明白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难道他们就没注意到他们所在的城市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变化吗？但随后我就意识到：既然我们当时没注意到，他们现在又怎会注意到呢？(不要一上来就想着批评,要考虑当时的背景等情况。)

虽然他有这种自豪感，但他从没想过让我在那里工作。他有次跟我说：“你们这一代人将来得靠自己的脑子吃饭，而不是靠双手。”就算哪天真到阿姆科来工作，那也只能是当一名工程师，而不是焊接车间的一名工人。米德尔敦的许多父辈和祖父辈一定也有过类似的想法。对于他们来说，美国梦需要的是向前进的势头。体力劳动固然是光荣的，但这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工作——我们这代人需要做些不同的事情。向前进的势头指的就是朝向上的阶级流动，而这就需要上大学。

然而，当时的人们并不认为没能接受到高等教育是什么好羞愧的事，也不觉得会有什么不好的结果。虽然这种信号并不明确，而且老师们也从没说过我们太笨或是太穷以至于能上大学反而奇怪了。但是这种信号确实就在我们身边，就像是我们整天呼吸的空气一样：我们家从没有人上过大学；留在米德尔敦的那些岁数大点的朋友和亲戚们虽然没什么职业前途，但也都很满足；我们认识的人当中没有哪怕一位毕业于俄亥俄州之外的名校；而且每个人都认识至少一位未充分就业或是完全失业的年轻人。

当时的人们有一种认识，现在这种认识依然存在，即那些成功的人有两类。第一类人靠的是运气：他们出生在富贵人家，从出生那一刻起就注定不凡。另一类人则靠的是天才：他们生下来脑子就好使，只要去尝试就不会落空。因为米德尔敦很少有第一类人，所以人们就自动把那些成功的人归到第二类当中，认为他们的成功仅仅是因为他们特别聪明。对米德尔敦的普通人来说，辛勤的努力远不及天生的才能重要。(宿命论的一种表现形式。)

态度掩盖在表象之下，不是人们怎么说，而是他们怎么做。
在像米德尔敦这样的地方，人们无时无刻不提到勤奋。走遍这座城市，虽然这里30%的年轻人一整个星期的工作时间加起来不会超过20个小时，但却没一个人意识到自己身上的懒惰。

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周期，美国左倾智库公共宗教研究所（Public Religion Institute）发布了一份关于白人工人阶级的白皮书。报告中有这么一条发现，即工人阶级的白人与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比起来，工作时间要更长。但如果这样就认定白人工人阶级的平均工作时间更长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13]公共宗教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是基于调查——他们主要是四处打电话，征询受调查对象的看法。[14]该报告唯一能证实的就是，对于工作时间，许多人都是做得少，说得多。

当然了，穷人比其他人工作时间少的原因非常复杂，把这一问题归咎于人们的懒惰太过简单。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能得到的只有兼职工作，因为世界上像阿姆科这样的公司江河日下，而他们的工作技能又不能很好地适应现代经济。但无论这一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人们口中谈论的勤奋与实际情况间存在着矛盾。米德尔敦的孩子们正是经受着这种矛盾，并在这种矛盾中挣扎。

我在那天之前从没听说过“乘法”这个词，但这并不是我的错。这种东西我在学校还没学到过，而我的家庭也不是整天没事的时候做做数学题。但是，对于一个想在学校好好表现的小孩子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那尚未成熟的大脑并不明白智力和知识之间的区别。于是我就认为自己是个笨蛋。

换言之，虽然我家附近和社区当时给我带来了那么多环境上的压力，但是我从家里接收到了一种不同的讯息。而拯救我的可能正是这种不一样的讯息。

第五章

我的父亲唐·鲍曼是母亲的第二任丈夫，他们在1983年结婚，差不多在我开始走路的时候就离婚了。母亲在这次离婚的几年后又结婚了。父亲放弃对我的抚养权的时候我6岁。在此之后的6年里，他成了我脑海里的一个印象。

阿嬷一直在竭尽所能地想过得比出生时所在的环境要好。虽然自己算不上富有，但她却想要让自己的孩子们接受教育、找份白领工作而且同衣冠楚楚的中层阶级人士结婚。换言之，这里的中层阶级人士指的就是与阿嬷和阿公完全不一样的人。

美国的社会阶级可并不仅仅是关于金钱。阿嬷对自己的孩子们过得比自己好的心愿并不仅仅在于他们受到的教育和找到的工作，还在于他们的人际关系。

不知道阿嬷是不是有意识地去思考过，但是她肯定觉得像她自己这样的人，如果当自己孩子的伴侣和自己孙辈的父母的话，肯定是不够好。(人都会有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青少年时期所在的俄亥俄州西部，我们学会了去重视忠诚、荣誉和强硬。

阿嬷和阿公让我明白了关于打架的基本原则：决不能先动手；如果有人先动手的话，就战到最后；尽管决不能先动手，但如果有人侮辱你的家人的话则另当别论。最后这一条原则虽然没有明说，但是非常明显。

大约在我9岁的时候，我家的事情开始变糟了。

直到我人生中的那个阶段，我还是一个非常健康结实的小孩子。我经常锻炼，而且虽然没有特别在意自己的饮食，本来也不必在意。但是，那之后我的体重开始增加，到了五年级开始的时候已经算是个小胖子了。那时我经常感到身体不舒服，经常向学校的护士抱怨说自己的肚子特别疼。虽然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其实家里的创伤显然已经影响到了我的身体健康。(家庭不合对孩子的影响挺大的,不论是精神上的还是身体上的。)

身份的认同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那时的我并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感觉与那些陌生人如此亲近。(对美好的向往。)

第六章

琳赛·利比我大5岁，在母亲高中毕业后两个月就出生了。

阿嬷教给我们的宗教信仰虽然质朴无华，但却向我传达了一种我应该听到的信息。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就是在浪费上帝所赐予的才华，所以我就不得不努力。我不得不照料自己的家庭，因为这也是基督徒的责任。我要去原谅，不仅是为了我母亲好，还是为我自己好。我在什么时候都不应绝望，因为上帝自有安排。

在我童年时期所讨厌的事情当中，没有什么比得上那些像旋转门一样来了又去的父亲形象了。

母亲值得赞扬的一点是，她没有遇到有虐待倾向或是不负责任的伴侣，而我也从未感觉到被她带回家的哪个男人虐待过。但是我恨的是那种关系的中断。我特别恨的是，每当我开始喜欢上母亲的男朋友时，他们就会从我的生活中一个接一个地消失。

然而，通往地狱的路正是由一个个好的出发点铺就的。(好的初衷不一定能带来好的结果。)

信仰宗教的人要快乐很多。与那些从不去教堂的人比起来，那些定期去教堂的人犯罪概率较低，身体更为健康，寿命较长，而且从大学毕业的概率也要大得多。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乔纳森·格鲁伯（Jonathan Gruber）发现这之间是有因果关系的：不是说那些生活成功的人碰巧也喜欢去教堂，而是说教堂看起来能促进形成好的习惯。

第七章

在我13岁的那个秋天，母亲开始和一个叫麦特（Matt）的年轻消防员约会。我一开始就非常喜爱麦特——他是母亲交往过的男人中我最喜欢的一个，而且我们现在仍保持着联系。

我当时想到的大多还是阿公和我之间的故事。我想到了我们一起练习越来越难的数学题的时光。是他告诉我，知识的缺少和智力的低下并不是一回事。前者的话，可以通过一点点耐心和大量的努力来弥补。而后者呢？“好吧，我觉得那就像是在溪流中逆流前行，手里却没有桨。”

在那间殡仪馆里，我站起来，下定决心告诉大家阿公有多么重要。“我从来没一个像样的父亲，”我解释道，“但是阿公一直在那里为我守候，他教给了我男人应该知道的东西。”接着我就讲到他对我人生的影响之重：“他是任何人所能祈求得到的最好的父亲。”

(至亲离世,对人的打击难以言表。)

于是这样，阿公的去世永远地改变了我们家的轨道。

第八章

我无处可去。我见惯了混乱和争吵、暴力、毒品以及大量的不稳定性。但我从未感觉到自己没有出路。

然而，我从来没有卸下那种防备的感觉。(有些事情对人的影响是持续的。)

永无休止的搬来搬去和争吵，再加上生活中那些我不得不一个一个遇到，然后学会喜欢，最后还不得不忘记的像旋转木马一样的人们。在通往机会的路上，真正的障碍是这些，而不是我那平均水平以下的公立学校。

第九章

阿嬷关于这种安排给我造成的影响所知甚少，这一定程度上也是我故意不让她知道的。

但是我们在一起的生活还是非常快乐的。阿嬷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至少对我是这样。

(落叶想归根。)

当时就连我最亲密的朋友们也不知道我住在阿嬷家的房子里。我觉得，虽然我的同龄人当中有许多都没有那种传统的美国家庭，但是我家里的情况却比大多数更为不符合传统。而且我们当时很穷，这种贫穷的状况对于阿嬷就像一块荣誉勋章，但我却很难适应。

和阿嬷住在一起的这三年时间——没有间断，也没有打扰——拯救了我。我当时并没察觉到这种改变会带来什么，并没想到和她住在一起的日子能让我的生活改头换面。我没注意到，当我搬去和阿嬷一起住后，我的成绩立马就开始好转了。而我当时也没想到自己正在交往的将是终生的朋友。

虽然阿嬷和我一直在努力划清有工作的穷人与没工作的穷人之间的界限，但是我们发现自己与那些没工作的白人有着太多的共同点，即使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穷人招来了不好的名声。

她也痛骂我们在杂货店见到的那些人：“我不理解，为什么那些一生劳作的人们只能勉强度日，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却能拿纳税人的钱买酒和手机。”

我既害怕又困惑，既愤怒也伤心。我也会谴责那些关闭门店和迁到海外去的大公司，也会设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不会也那样做。我会咒骂我们的政府给予的帮助太少，然后又怀疑如果政府帮忙的话，会不会反而把事情变得更糟。(位置决定想法。)

我们社区的这些问题深深地触动了我。母亲的挣扎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而是正在许多家庭里面一遍遍地重演，这些家庭像我们一样，搬到上千英里之外的地方，本来是寻求更好的生活。这种困境似乎看不到尽头。

阿嬷本以为自己逃离了山区的那种贫穷，但是贫穷——就算不是金钱上的，至少是情感上的——却一直如影随形。

等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没有哪一本书，哪一位专家，或是哪一个领域能够解答现代美国发生在乡下人身上的问题。我们的悲歌无疑是一个社会学上的问题，但同时也与心理学有关，与社区有关，与文化有关，与信仰有关。

这就是我所处的世界：一个充满了真正非理性行为的世界。我们无度地消费，最后不得不住进救济院。我们购买大屏幕电视和iPad。我们的孩子穿着高档的衣服。但这一切都是靠着高利息的信用卡和发薪日贷款。我们花钱去买根本就不需要的房屋，然后再把房屋抵押掉换钱，最后宣布破产，等到我们清醒过来时，已经不得不离开住得满是垃圾的房屋。节俭不能满足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假装自己属于上流阶层。等到尘埃散尽之时——遭到破产打击或是在亲戚的帮助下走出困境后——什么都没有剩下。我们没给孩子留出大学的学费，没有增加财富的投资，没有失业时可以用上的应急钱。我们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花钱。有时候我们还因此深深自责，但我们还是继续这样大手大脚。(经济上。)

我们的家庭也是一团乱麻。我们互相之间大喊大叫，大吵大闹，就好像球赛场边的观众一样。我们家里至少有一位成员滥用药物——有时是父亲，有时是母亲，有时两个都是。如果压力特别大的话，我们会对彼此老拳相向，而且还是当着家里其他人的面，包括自己的孩子；大部分时候邻居们都能听到你们家在发生什么。倒霉的话。邻居可能还要打电话报警，以阻止事态的恶化。我们的孩子经常被送去寄养，但每次待的时间都不会太长。我们会向自己的孩子们道歉。孩子们相信我们是真的很内疚，而我们也确实是。但接着过不了几天，我们就又像以前一样的脾气暴躁了。(家庭上。)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等到成为家长的时候也不督促自己孩子的学习。我们的孩子们在学校表现糟糕。我们可能会因此对他们生气，但我们从未给他们提供成功所需要的条件——比如说家里的和平与安宁。就算是那些天赋异禀的孩子们从家庭的不幸中挺了过来，他们也最有可能上的是离家近的大学。“我才不在乎你能不能被圣母大学给录取呢，”我们这样说，“在我们的社区大学里就能受到既优质又便宜的教育。”讽刺的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家来说，圣母大学所提供的教育不仅更好，而且还更便宜。(成长教育上。)

我们在应该找工作的时候不去工作。就算找到一份工作的话，我们也干不长久。我们早晚会被解雇，不管是因为迟到，或是因为偷自家商品然后在易趣网（eBay）上卖掉，或是因为有顾客反映我们嘴里面满是酒味，还是因为每次轮班的时候都要上5次厕所，而且一去就是30分钟。我们经常在嘴上说努力工作有多么重要，但却告诉自己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是我们感觉到的不公：奥巴马把煤矿关掉了，或者说所有的工作都被中国人夺走了。这些都是我们为了解决认知不协调而编造的谎言——我们看到的世界与我们宣扬的道理之间的大相径庭。(工作上。)

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大谈责任感，但自己却从不付诸行动。(子女培养上。)

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习惯简直就是特意为早早进入坟墓而制定的，而且还特别有效：……。我们很少自己做饭吃，虽然自己做饭不仅更便宜而且更有益于身心健康。我们的运动仅局限于在小孩子时玩的游戏。只有离开家去当兵或是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学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有人在街上跑步。(身体健康上。)

这就是阿嬷的睿智之处。她不仅仅是干巴巴地说、咒骂或是提出要求，而是向我展示了希望——和自己所爱的人一起享受周日的下午时光——而且给我指示出通往希望的道路。

大量的社会科学都证实，一个充满爱的稳定家庭能带来积极的效果。

时至今日，这段于我来说如数家珍的生活仍能引起我心里难以描述的强烈焦虑。

事后看来，这些解释都说得通，我也确定每一条解释都自有其可取之处。

我觉得，如果一个社会学家和一个心理学家坐在一个房间讨论，他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对药物滥用失去了兴趣，为什么我在学校的成绩提升了，为什么我在学习能力测验（SAT）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以及为什么我能找到几位能激励我学习兴趣的老师。但我自己记得最清楚的是，那时候我很快乐——我再也不害怕每天结束时的放学铃声了，我知道自己在下一个月会住在那里，而且没有人的爱情决定可以影响到我的生活。正是由于有这种快乐，我才会在过去的12年当中遇到了那么多的机会。(一个稳定的家和环境,对人的成长和影响很重要。)

第十章

阿嬷从没对任何体育项目展现出丝毫的兴趣，但她还是鼓励我去学习高尔夫，因为“那是有钱人们谈生意的地方”。

既然我的朋友们都决定去上大学，我觉得我也应该去。

在阿嬷家住的那段时间里，我一直在进步，但是当我们梳理那些助学金文件的时候，我还是不能摆脱那样一种感觉，即自己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大学的松散生活的每一件小事都让我感到恐惧——从保证自己的饮食健康到付自己的账单。这些事情我之前从没做过。但是，我知道自己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我知道自己想要在大学取得优异的成绩，找到份好工作，然后给家庭带来那些自己从未享受过的东西。只不过我当时还没准备好开始这段旅程。此时，我的瑞秋表姐——一名海军陆战队的老兵——建议我考虑一下加入海军陆战队：“他们会把你锤炼出个样子的。”瑞秋表姐是吉米舅舅家的大女儿，也是阿嬷的孙辈中的孩子头。我们都很仰慕瑞秋表姐，甚至琳赛也仰慕她，于是她的建议相当有分量。

但最主要的是，我知道自己没有别的选择。要么去上大学，要么去无所事事，再要么就是去加入海军陆战队，而前两个选择我都不喜欢。

通过信件，我意识到我的家人有多么地爱我。

一个非常害羞的小男孩朝我走来，手也伸了出来。当我给了他一块小橡皮后，他立刻在脸上洋溢起了喜悦，然后就跑到自己的家人跟前，手里高高地举着那个两美分的战利品。我还从来没在一个小孩子的脸上看到过如此的兴奋。

我不相信顿悟。我也不相信转变性的时刻，因为转变所需要的不仅是一个时刻。

见过太多真诚地渴望改变的人，但当他们意识到改变有多么困难后就丧失了自己的勇气。但遇到那个小男孩的那一刻，对于我来说是非常接近一个转变性的时刻。在那之前，我在一生当中都是充满了对世界的怨恨。我恨自己的母亲和父亲，恨当其他孩子去学校可以搭朋友的车时我却只能坐公交，恨我身上穿的衣服不是从阿伯克龙比（Abercrombie）买的，恨我阿公的去世，恨我们住的是一座小房子。

那些怨恨并没有在那一瞬间消逝不见，但是当我站在那里，看着眼前生在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的孩子们，看着那所没有自来水的学校，看着那个兴高采烈的小男孩，我开始意识到自己是多么的幸运：出生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每项现代化的便利都伸手可及，有两位慈爱的乡下人的抚养，家庭虽然有些奇怪，但还有那么多的家人无条件地爱着我。在那一刻，我下定决心要成为那种当别人送他一块橡皮时都会笑的人。虽然我现在还没有达到那种境界，但如果没有在伊拉克的那天，我都不会去尝试。

海军陆战队命令我对这些决定进行战略性的思考，然后还教给我怎样才能做到。

同样重要的是，海军陆战队还改变了我对自己的期望。

这段经历教给了我一堂很宝贵的课：那就是我能做到。

虽然阿嬷对我煞费了苦心，对我讲了那么多“你想做什么都能做到；千万别像那些懦夫一样觉得现实对自己不利”之类的训诫，但是在我应征入伍前，这些话里面的信息我只听进去了一部分。因为在我的四周全是另外一种信息：那就是我和像我这样的人都不够好；还有就是米德尔敦之所以没出过常春藤名校的毕业生是因为某种基因或是性格上的缺陷。这种心态的破坏力，我在逃离它之前一直不可能发现。可是海军陆战队却用一种另外的东西来替代了这种心态，而这种另外的东西最讨厌的就是寻找借口。

“全力以赴”是一个经典的口号，在健康课或是体育课上时常能听到。当我第一次跑完3英里后，在终点线的尽头有一位看起来非常吓人的高级教官在那里等我，他对我处在中流水平的25分钟成绩表示不满。“如果你还没呕吐的话，就说明你懒！别再他妈那么懒了！”然后他就命令我在他和一棵树之间来回地冲刺跑。直到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昏过去的时候，他才终于发慈悲让我停下来。我当时恶心得不行，上气已经快接不上下气了。“这才是你每次跑步结束后应该有的感觉！”他对我大吼道。在海军陆战队，全力以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我并不是说个人能力无关紧要。能力固然有所帮助。但一旦你能意识到你一直低估了自己——也就是说你的大脑不知怎么把缺少努力与缺乏能力混为了一谈——你将爆发出强大的能力。也就是为什么每当有人问我最想改变白人工人阶级的哪一点时，我都会说是“那种觉得自己的选择无所谓的感觉”。而海军陆战队就像外科医生切掉肿瘤那样把我的这种感觉给切除了。

当我做出加入海军陆战队的决定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步入成年。我不知道如何平衡自己的支票簿，更不知道怎样填写大学助学金的表格。等我从海军陆战队回来时，我已经知道了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人生，以及如何去实现这样的人生。

回来之后不到3个星期，我就开始在俄亥俄州立大学上课了。

第十一章

当时我最好的朋友都已经毕业或即将毕业，但大部分毕业后选择留在哥伦布。无意中我正在见证一种现象，社会学家称之为“人才流失”——有能力离开生活艰难的地方的人通常都会选择离开，当他们找到能够提供教育和工作机会的新地方时就留在那里成家立业。

几年以后，我回顾自己那场有六个伴郎的婚礼，意识到他们每个人都和我一样，在去俄亥俄州立大学之前都是在俄亥俄一个小镇上长大。无一例外，所有人都在家乡以外的地方找到了工作，而且所有人都完全不想再回到家乡。

要么拿出行动，要么闭嘴别发牢骚。

海军陆战队不仅教会我有志者事竟成，还培养了我规划未来的能力。

那段时间在米德尔敦，我第一次在阿嬷去世后真正经历矛盾的情感需求。我不想伤害母亲的感受，但过去已经在我俩之间划下永远不会消失的裂痕。我从没直面过这些需要，也从没告诉母亲无论她多好多会照顾人，无论她在我生病时多么尽责，我在她身边都会不自在。

我不知道什么东西变了，但我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也许不过是出于自我保护，无论如何，我都无法假装跟她在一起很自在了。

从这件事中可以得出什么教训呢？那就是，有权人有时候想做一些事情帮助像我一样的人，但他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我们的需求。(很难感同身受,除非亲身经历。)

社会心理学家证明，群体的信仰是影响群体表现的强大动力。当群体认为努力工作取得成就对他们自身有利时，该群体的成员就会表现得比不在该群体之内遇到类似情况的个体更好。

所以很明显：如果你相信天道酬勤，你就会努力；如果你认为即使你尝试了也很难取得进步，那么你会觉得干吗还要尝试呢？

白人工人阶级中形成了一场把责任推给社会或政府的文化运动，而这场运动至今仍有追随者。

区分成功和失败人士的恰恰是他们自己对生活的期待高低，然而那些右翼分子却使劲煽风点火：你失败了不怪你，都怪政府。

皮尤经济流动性项目（Pew 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研究美国人如何看待自己在改善经济状况上的概率，调查结果令人惊异。白人工人阶级是最悲观的群体。而超过半数的黑人、拉丁裔和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期望他们的子女在物质上会比他们过得更好。在白人工人阶级中，只有44%有同样的期望。更令人惊异的是，42%的白人工人阶级——调查显示的最高比例——称他们的物质生活比父母辈要糟。

2010年，我却不悲观。我很高兴能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也对未来信心十足。我人生第一次觉得自己在米德尔敦像个外人，而把我变成故乡异客的却恰恰是我的乐观心态。

第十二章

我刚开始申请法学院的时候没打算申请耶鲁、哈佛、斯坦福这神话般的“三巨头”。我根本就没想过会有机会进那些地方。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去不去名校根本不重要，因为我想所有的律师都能找到好工作。我只要随便去一所法学院，然后从此一帆风顺：得到高薪，拥有体面工作，实现自己的梦想

耶鲁虽然让我的生活丰富多彩，但也在我脑海中种下了怀疑自己归属何处的种子。我从没想过自己会来到像耶鲁这样的地方。在故乡，常春藤学校毕业的学生我一个也不认识；在自己家，我是第一个上大学的人；在整个家族，我是第一个去专业学院学习的人。

从外表看，我也是其中之一：白人，高大，挺拔。来耶鲁之前，我从没觉得自己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但在耶鲁我有了这种感受。

我不确定是什么驱使我做出改变。部分原因可能是我不再对自己的过去感到羞耻了：我父母的过失不是我的错，所以我没必要遮遮掩掩的。

但最重要的是，如果我不说，我担心没有人会了解我外祖父母在我人生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我最好的朋友中也没几个知道，如果没有阿嬷和阿公，我的生活该有多么绝望。所以也许我只是想颂扬那些值得颂扬的人。

还有别的原因。当我意识到我和我耶鲁的同学有多么不一样，我渐渐理解了我和我老家的人有多么相似。最重要的是，我清楚地认识到了我近来所取得的成绩背后潜藏着什么样的矛盾。

从这件事中吸取的一个教训是我已经提到过的：文化隔阂的一个后果是，认为成功的常规衡量标准不是遥不可及的，而是像我们这样的穷人所不应达到的。(让人错以为自己配不上。)

和穷人相比，有钱有权的人除了钱和权，还有一套完全不同的生活准则。

当你从工人阶级流动到专业人士阶层，那么几乎你以前生活中的一切往好里说是不时尚，往坏里说就是不健康。

这些都不是大问题，如果给我重新选择的机会，我会马上选择过现在这样的生活，即使有点不适应也没关系。但当我意识到在这个新世界里自己是个文化异客，我开始认真思索那些少年时候就困扰我的问题：为什么除了我以外其他高中同学一个也没考上常春藤名牌学校？为什么像我这样的人在美国精英群体中少得可怜？为什么家庭矛盾在像我那样的家庭里如此普遍？为什么我会觉得耶鲁、哈佛这样的地方遥不可及？为什么同样是成功人士，感受会如此不同？

第十三章

我开始更深入地思考自己的身份，同时也深深爱上了同学乌莎。

我上耶鲁是为了获得法学学位，但在那的第一年教会我许多之前不知道的东西。

我们被告知，面试不会太关注分数或简历，有了耶鲁响当当的牌子，我们一只脚已经踏进好工作的大门。所以面试更多的是一种社会测试，测试我们能否很好地融入集体，如何在公司会议中保持主见，如何与未来潜在的客户打交道。

整个星期我都惊叹自己竟能如此容易地接近全国最顶尖的律师。我所有的朋友都参加了至少十几场面试，大多数面试也以录用而告终。这周以前我还有16个面试通知，而最后由于我对自己的成功非常自喜，同时也由于我被接二连三的面试搞得精疲力竭，于是我拒绝了几个面试邀请。但在两年以前，我四处投简历，希望在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高薪工作，却四处碰壁。而如今只在耶鲁法学院读了一年，我和同学手上就拿到了那些曾在美国最高法院辩护过的顶尖律师提供的6位数高薪录用邀请。

非常明显，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运作，而我才刚刚开始发掘它。之前我一直以为找工作就是去网上看招聘帖子，投几十份简历，盼望得到回复。幸运的话，也许一个朋友会帮你把简历放在最上面。如果你能胜任一份要求很高的工作，比如会计，那么找工作可能会更容易些，但规则基本都是相同的。

问题是，几乎每个墨守游戏规则的人都失败了。那一星期的面试让我看到成功人士玩的是迥然不同的游戏。他们不会去市场上海投，盼着某个雇主会赐予他们一个面试的机会。相反，他们搭建网络。他们给朋友的朋友发邮件，让自己声名远扬。他们让自己的叔叔打电话给老同学帮他们牵线搭桥。他们让学校就业服务中心提前几个月就专门为他们举行面试。他们让自己的父母教他们如何穿着得体、该说什么、跟谁闲谈。(名校光环,大厂背书,同学关系……)

这并不意味着你的简历或面试时的表现不重要。那些当然重要。但经济学家所称为社会资产的东西蕴藏着巨大价值。(人际关系网,内部推荐通道。)

我们周围的人脉和机构组成的网络有着巨大的经济价值。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找到合适的人，确保我们有机会，并能够传递重要信息。如果没有它们，我们就是单枪匹马作战。

古语云，干得好不如运气好，但显然良好的关系网络比勤奋和运气都更重要。

在耶鲁，关系网络的力量就像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无处不在却容易被忽略。

很难说这条建议含金量有多大，因为它其实一直在升值。但毫无疑问，这条建议具有实际的经济价值。社会资产并不仅限于某人帮你联系一个朋友或把你的简历递交给以前的老板，社会资产也体现在，而且是主要体现在，我们从朋友、同事和导师身上学到的东西。(环境影响人,塑造人。)我不知道怎么给我的选择按照重要性排序，也不知道是否有别的、更好的道路。这些东西都是我从我的社交网络中学到的，具体而言，是从一位乐于助人的教授那学到的。

社会资产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挖掘并利用社会资产的人会胜出，而让资源闲置的人就如同瘸着腿和别人赛跑一样，而如何运用而不是闲置资源对我这样的孩子来说是个主要的挑战。

第十四章

当时我们约会了不过几个月，但她偶然打了个比方却恰好把我的性格形容得滴水不漏。她说，我就像个缩头乌龟。“每次一发生不好的事，即使是与别人貌似意见不同这样的小事，你也完全退缩了。你就像乌龟一样缩进自己的壳里。”

她说得对。我不知道怎么处理人际关系问题，所以我决定避而远之。要是她做了什么让我不高兴的事，我可以朝她大吼大叫，但我觉得这样显得我脾气差。或者我可以选择退缩，离开她。我就是用这些大道理来安慰自己，因为我想不出什么办法了。一想到和她起争执，我就心乱如麻，那些我以为没从家人身上继承的消极情绪其实在我身上表露无遗：紧张焦虑、伤心难过、恐惧万分。所有这些我都能感觉到，而且感觉十分强烈。

(我们会慢慢变成我们所讨厌的人。)

心理学家把我和琳赛的日常生活叫作“童年不幸经历”，简称ACE。ACE是童年创伤，其后果可能影响成年生活。创伤不一定是身体上的。

ACE无处不在，每个群体中都有。但研究表明ACE在我们那更加普遍。有过多次ACE的孩子更可能为焦虑和抑郁所折磨，罹患心脏病、肥胖症，甚至某些类型的癌症。他们也更有可能在学校里表现得比别人差，成年后情感关系也不稳定。对孩子滥发脾气也会降低孩子的安全感，影响其今后的心理健康并引发行为问题。

逃离了油锅，却逃不过烈火。混乱引发混乱，不稳定导致不稳定。

对我来说，理解自己的过去并认识到自己并非在劫难逃给了我与年少时的噩运抗争的希望和勇气。

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最佳解决之道确实是向通情达理的人倾诉。

我的自我形象是苦大仇深戴上了自命不凡的面具。

阿公少见的崩溃反映了一个重要问题的实质，这是一个提给我这样的乡下人的问题：我们的生活，无论好坏，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归因于我们自己的决定？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化和家庭背景以及父母没教好造成的？母亲沦落至此多大程度上是咎由自取？什么时候才能停止指责并报以同情？

在这个问题上众说纷纭。吉米舅舅本能地认为母亲堕落不是阿公的错。“他没有教坏她。无论在她发生了什么，都是她自己的错。”莉姨也持有同样的观点，谁能说她不对呢？她只比母亲小19个月，经历了阿嬷和阿公最糟的时候，自己也犯了很多错误，后来才慢慢变好。如果她能改邪归正，那母亲也应该可以。琳赛有一点同情的心理，认为是我们的命运给我们带来祸患，母亲也命该如此。但琳赛也说，必须承担起责任来，不能再找借口了。(这是个好问题，但没有完全正确的答案。)

我的观点不是绝对的。无论母亲的父母在我人生中多么重要，他们长期争吵和酗酒问题肯定给她带来了负面影响。

第十五章

我曾对自己发誓再也不管母亲了，但我这个发誓的人自己却变了。我仍在探寻那几年前已经丢弃了的基督信仰，虽然很艰难。我第一次认识到，母亲童年的精神创伤有多严重。我也意识到那些创伤永远没有真正愈合过，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所以当我得知母亲活得很糟时，我没有悄声辱骂然后挂断电话，而是主动要求帮助她。

人们有时会问我，我们能做什么“解决”我们这群人的问题。我知道他们想听到这样的答案：一项神奇的公共政策或一个创新的政府计划。但是这些家庭、信仰和文化的问题不像魔方那样可以拼好，我也不认为会存在一般意义上的解决方案。我一个在白宫工作过的好朋友十分关心工人阶级的困境，他有一次告诉我：“看待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也许是承认你可能无法解决这些难题。这些问题总会存在。但是也许你可以从点滴做起，帮助边缘人群。”

结语

我得以逃离我的乡下人背景给我带来的最糟糕的东西。虽然对新生活感到不安，但我却无从抱怨，因为我现在过的生活是我童年时梦寐以求的。实现这个梦想要靠许多人。在我生命的每个阶段、每个环境中，我都能看到我的家人、导师和一生的朋友在支持我、帮助我。

公共政策会起作用，但没有一个政府能帮助我们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自助者天助之）

参考链接：

乡下人的悲歌
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27007881/

如何评价《乡下人的悲歌》这本书？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61945888

乡下人的悲歌
https://mp.weixin.qq.com/s/ffj7-fcDc3ckTAmBPsihDw

《乡下人的悲歌》：美版 “寒门再难出贵子”
https://mp.weixin.qq.com/s/UG9DVkj1oLadUTN4_2Vdlw

花呗世界里的Dior丝：一曲《乡下人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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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人的悲歌》▏阅读·育心·启心
https://mp.weixin.qq.com/s/LgzrZbHTlTBs2gIRdgL3PA

读《乡下人的悲歌》看另一个美国
https://mp.weixin.qq.com/s/WMNju1clIpy4O6pLFyPCBA

读书︱绝望的另一个美国 ——读〔美〕J.D.万斯《乡下人的悲歌》
https://mp.weixin.qq.com/s/9M8AKkMUqQWunKrU2EonaA

好书分享——《乡下人的悲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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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乡下人的悲歌
https://mp.weixin.qq.com/s/Pe3KU7eI4zx_mMY5oVJ2RA

乡下人的悲歌（原文）
https://mp.weixin.qq.com/s/_Uak3iG6eiWOKdLoCiaXtg

美国《乡下人的悲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https://mp.weixin.qq.com/s/tZ0jW9i7DEap1RQTDRowxQ

四十自述 05 乡下人的悲歌
https://mp.weixin.qq.com/s/-DTaNeay65wl0Ikl9uK7v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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