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曾国藩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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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由:

继续整理在看《曾国藩传》时的一些摘录,方便以后参考和回顾。

正文:

参考解答:

自序

这本《曾国藩传》的诞生,可以说是一个瓜熟蒂落的过程。

在我二十年的写作生涯中,我写得最多的一个人物是曾国藩。不知不觉,已经写下了一百多万字,出版了五本关于曾国藩的书。

伴随着这些写作,二十年间,岳麓书社版三十册的《曾国藩全集》一直摆在我书架上最方便取用的位置,其中的家书和日记更常年是我的枕边书。我收集了大量关于曾国藩、湘军及晚清政治、社会史的研究资料和成果,完成了对曾国藩多个侧面的分块式解读。这些都是这本《曾国藩传》的写作基础。

曾国藩是一个钻之弥坚、仰之弥高的人物。从曾国藩出发,我们可以更深地了解中国传统思想史,了解晚清政治史和社会史。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想避免这种重复,却发现无法避免。因为关于同一个事件,材料并没有新的发现,结论也没有什么变化,如果仅仅换一种写法,也就是说,仅仅做一些语言的重新组合,意义并不是很大。

第一卷 京官时代

|第一章| 曾国藩的七次科举之痛

道光十二年(1832)春天的一个清晨,湖南省湘乡县荷叶塘,一对父子从一座普通农家宅院的大门里走了出来。 儿子叫曾子城,这一年二十二岁。在这本书里为了方便,我们就统一用他后来改的名字“曾国藩”来称呼他。父亲叫曾麟书,这一年四十三岁。

1.父子双双去“赶考”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分三步:秀才、举人、进士。“秀才”是最低一级的功名。

曾麟书从十几岁开始入考场,结果考了十六次,年过四十,头发都花白了,连个秀才都中不了。未中秀才的读书人,不管年纪多大,在当时都只能被称作“童生”。老“童生”历来是社会上嘲笑的对象。

2.老曾家有个科举梦

3.生平第一大挫折

每一次考试,对曾国藩父子来说,都是一次痛苦的经历。

首先是辛苦。别的不说,“徒步橐笔,以干有司”,提着沉重的考篮,徒步到考场,就非常辛苦。

秀才考试分为三关:县试、府试和院试(也就是省一级考试),需要从白杨坪走一百二三十里到湘乡县城,再从湘乡县城跋涉二百多里地到长沙府。

其次是屈辱。科举虽然是“抡才大典”,其实对读书人毫不尊重。

当然,最痛苦的莫过于看榜时名落孙山的打击以及他人的嘲笑讥讽。

4.越笨拙越努力

这次“悬牌批责”对曾国藩刺激极大,这是他长到这么大第一次被人家当众批评。

曾国藩后来回忆自己的生平,说这是自己平生第一大挫折:“余生平吃数大堑……第一次壬辰年(道光十二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

解决自己雄心与头脑的差距,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超人的努力。

去年,曾国藩曾为自己取了个号,叫“涤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换句话说,他要把失败的过去彻底扫去,发奋努力,重新做人。这次被“悬牌批责”的耻辱,如同当众一记响亮的耳光,更激起了他的斗志。

考举人的难度比考秀才高多了,每次乡试,湖南全省不过能中四五十人。应试与录取之比,大约为八十比一。所以和曾国藩第一次去考秀才一样,曾家人本来是没抱太大希望的,哪知道,曾国藩居然一考即中,在这一科取中了湖南省第三十六名举人。中秀才之后马上中举人,这就是所谓“联捷”。

为什么秀才考得这样艰难,而考举人如此顺利呢?这是因为曾国藩已经掌握了考试的诀窍,写应试文章越来越得心应手。事实证明,被学台“悬牌批责”,成了他命运的转折点。[知耻而后勇]

艰难的科举经历对曾国藩是一次极好的自我教育,强化了他“愈挫愈奋”的性格特点。虽然自己比较笨,但是也能走通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走不通的科举路,可见只要努力,天底下没有任何事是做不成的。

艰难的科举过程还塑造了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那就是“尚拙”:崇尚笨拙。

今人尚巧。办事越巧妙,越少费力气,越走捷径,当然就越好。很多人办事,都追求高效率,甚至不择手段。然而曾国藩不这样。曾国藩说:“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就是说,笨拙胜过机巧。办事笨拙,才靠得住。

作为一个笨人,曾国藩发现下笨功夫有下笨功夫的好处。
第一,笨拙的人没有智力资本,因此比别人更虚心,更肯付出。
第二,笨拙的人从小接受挫折教育多,总是失败,因此“逆商”也就是逆境商数比较高,抗打击能力特别强。
第三,笨拙的人不懂取巧,不走捷径,遇到问题只知硬钻过去,因此做事不留死角。

|第二章| 为什么要“学做圣人”

高中进士之后,曾国藩衣锦还乡,在家里休息了将近一年。道光十九年(1839)底,曾国藩告别家人,从湖南起程前往北京当官。道光二十年(1840)春天,他参加了散馆考试,被授予翰林院检讨一职,正式开始了京官生涯。

(对于王阳明来说)科场上的胜利不是最重要的事,人生最重要的事是做圣贤!

人人都以落第为耻,但王阳明却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大家都以落第为耻,我却以落第后不能保持平常心为耻!

其实刚刚到北京的曾国藩不光是见识狭窄、观念鄙俗,性格上还有很多缺点。

第一个是浮躁、坐不住。

  • 曾国藩性格中第一个毛病,就是静不下来,生活不规律。
  • 他的第二个毛病是为人傲慢,修养不好。
  • 第三个毛病是“虚伪”。当然这种“虚伪”不是指他多么大奸大恶,而是指他跟普通人一样,在社交场合容易顺情说好话,发出一些言不由衷的赞美,而且还喜欢夸夸其谈,不懂装懂。
  • 除了以上三点,曾国藩认为自己还有一大缺点,必须改过,那就是“好色”,爱看美女。比如有一次他在朋友家看到主妇,“注视数次,大无礼”

京师乃人文荟萃之地,曾国藩在这里眼界大开。他兴奋地在家书中对弟弟们说:“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

到了翰林院,曾国藩如饥似渴地开始读书,认真研究理学经典。年谱记载,道光二十一年(1841)曾国藩拜访大儒唐鉴,请教读书学习之法。唐鉴建议他先读《朱子全集》,以朱熹之学为宗。“道此书最宜熟读,即以为课程,身体力行,不宜视为浏览之书。”因此曾国藩从这一年起,“以朱子之书为日课,始肆力于宋学矣”。

三十岁这一年,在曾国藩的生命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决定要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立下了学做“圣人”之志。

3.脱胎换骨的开始:写日记

志向非常高远,但是怎么做到呢?曾国藩学做圣人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写日记”。

曾国藩向唐鉴请教如何自我管理。唐鉴告诉他,最关键的是每天都写日记。这是入圣之基。

不过,曾国藩的早期日记,和我们大部分人的日记一样,记得并不得法,存在很多问题。

  • 第一个是不连贯,不能一直坚持。
  • 第二个问题是把日记记成流水账,经常一整天的事就记成一句。
  • 第三个问题是在日记中对自己提出的要求,并不能做到。

唐鉴和倭仁告诉他,日记不是这个写法。记日记最重要的目的是反省自己。“静海先生每夜必记‘日省录’数条,虽造次颠沛,亦不闲一天,甚欲学之。”唐鉴每天晚上都要记几条自省录,来督责、规范自己。即使在路上,或者有什么紧急事务,也不打破这个规律。

曾国藩为什么把日记给朋友看呢?因为外力远远大于内力。事必有所激有所逼才能有成。每个人的意志力都是有极限的,自己监督自己都是有盲点的,不容易做到彻底,但是人都有自尊心,因此通过自己的朋友、老师监督自己往往是最有效的,

曾国藩把日记给朋友们看,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自己的行为坦诚地公布在朋友面前,让大家一起监督,这样他就不好意思偷懒了。

经过不断的失败,曾国藩领悟到,这些性格深处的缺陷,并不像戒除一项单纯的嗜好,或者割去一个良性肿瘤那么简单。吸烟有形有迹,戒烟只需要做到一条:手不碰烟具即可。而更多的性格弱点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的。它是多年形成的,与人的其他部分血肉交融成一个整体,远比烟瘾复杂、隐蔽,并非可以用解剖刀单独挑出来割掉的。“学做圣人”是终生的事业。许多根深蒂固的缺点、毛病,通过一时半会儿的“猛火煮”,不会彻底改掉,只有用一生的时间去“慢火温”,才有可能慢慢化解。

在修身起始阶段,重要的是猛。在进行阶段,更重要的是韧。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一个人肯定会经受无数次的反复、失败、挫折甚至倒退。关键是不能放弃。

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

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

曾国藩的修身过程之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资质非常平庸的人,如果真的实心实意地进行自我完善,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他的胸襟可以扩展十倍,他的见识可以高明十倍,他的气质可以纯净十倍,再愚钝的人也会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第三章| 惊人的进阶之道

1.自我管理的十二条军规

(1)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慎。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4)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徇外为人。
(5)读史。丙申年购《廿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叶,间断不孝。
(6)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保身。十月二十二日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9)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10)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不可一味耽着,最易溺心丧志。
(11)作字。饭后作字半小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凡事不留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12)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2.把择友当作人生第一大事

中国古人有一个观点值得借鉴,就是特重交友。清代名臣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

看曾国藩的一生,与上级交往,是很注重分寸的,从不失态。他和穆彰阿交往,完全保持在正常范围内,走动并不是特别勤,所以后来穆彰阿倒台,曾国藩也没有受到牵连。

曾国藩做事的作风是从不取巧,踏踏实实,不搞任何歪门邪道,不走捷径。事后证明他的做法是非常明智的。

3.深得道光皇帝欣赏

一个人的声望是晋升的重要基础。曾国藩潜心学术,热心公益,在皇帝心目中形象比较清新端正,这是他迅速升官的重要背景。

|第四章| 从前的官场愣头青

升官之后,为了督促自己继续写日记,曾国藩托纸店专印了一份日记用纸,开始写《绵绵穆穆之室日记》。这段日记体例特别,每日日记分为八栏,分别为“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回信”,每日按格填写。

他做官有年,饱知官场习态。在上者但知做出一副宽大优容的样子,来培养自己的人气。在下者办事一味软媚求同,打圆场,做老好人。他说,三四十年来不黑不白的官场,已让英豪短气。

“藏拙示仁”“藏拙示孝”的故事过于传奇,显然只是一个传说,即便被记入《清史稿》也不能证实其事。但这些传说反映出的事实不错,那就是和聪明伶俐、外向活泼、有才有为的弟弟奕訢比起来,咸丰是一个比较内向无能的人。这个人笨拙、安静、少言寡语,无论哪个方面都不如他的弟弟。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锋芒毕露,人必非之。

曾国藩满怀兴奋地于咸丰二年(1852)六月“驰驿出都”,结束了十来年的京官生涯。

第二卷 湘军崛起

|第五章| “曾剃头”的长沙之辱

我在北京做京官,对如今的官风非常了解。二三十年以来,官僚集团都争着做老好人,养成了一种不黑不白、不痛不痒之风。谁要是对国家有些责任感,敢做一些事,就会被批评为不成熟、好表现自己。我就是要破一破这种官风。

晚清官场最重要的潜规则是“官官相护”。常在河边走,谁能不湿鞋?只有彼此掩盖,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大家的集体安全。

|第六章| 湘军为什么牛气

咸丰三年(1853)八月,曾国藩带着受伤的自尊心到达衡阳,开始赤手空拳创立湘军。

清代国家正规军分八旗和绿营两部分。八旗是满族武装,绿营是汉人军队。清代中前期,国家正规军还比较有战斗力,所以乾隆时代还创造了十全武功,打了很多胜仗。但到了曾国藩时代,正规军不论是八旗还是绿营,都已经打不了仗了。

曾国藩身上有着突出的试验精神和开放态度,凡事总愿意亲身经历,亲自体验,勇于尝试,勤于尝试。做事讲究身到、心到、口到、眼到,特别强调要“苦下身段去事上体察一番”。

曾国藩咸丰三年(1853)初开始创办湘军,咸丰四年(1854)年初出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除了要逐一解决用人、筹饷、购械、整章、建制等难题之外,还面对着一个更巨大的难题:那就是咸丰皇帝的瞎指挥。

一心想首战必胜的曾国藩,迎来了首战惨败(靖港之败)。自己亲手训练出的士兵在靖港表现如此,那么想来攻打湘潭的那一支表现也好不到哪儿去。眼看几年来的心血,平生的指望,转瞬之间化为乌有。曾国藩眼前马上浮现出长沙官员那一张张讥笑的脸,浮现出咸丰皇帝那刻薄的神情。他既羞愤,又沮丧,水师船只经过铜官渡时,他一步跨出船舱,扑通跳进水中。不成功,就成仁,这是他早就做好的打算。“国藩愤,自投水中。”幸亏身边的护卫们早就看出大帅神情不对头,马上跳下去相救,强把他拉到船上来。

从这次经验中,曾国藩更是领悟到,对于有志者来说,挫辱是最大的动力,打击是最好的帮助。咬紧牙关,把挫辱活生生吞下,就成了滋养自己意志和决心的营养。这构成了曾国藩生命经验中最核心的部分。

换句话说,湘军的战斗力来自哪里呢? 湘军的战斗力来自曾国藩的“反思”习惯。 我在这句话里所说的“反思”,用的字面意思,也就是反向思考。

曾国藩在创建湘军的时候,并没有首先去想“湘军怎么才有战斗力”,而是先来分析“绿营兵为什么没有战斗力”。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切入点。其实很多时候做事不需要你有什么超天才的想法。你只要好好总结一下别人都犯了哪些错误,然后你反着来,你可能就成功了。

曾国藩创建湘军,在制度上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实行厚饷原则。

曾国藩是一个文人,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是他做事是非常脚踏实地的。文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是唱高调,但是实际上要做任何事情都首先要解决物质基础。

湘军在制度上的第二个特点是“将必亲选,兵必自募”,这一创新,也是军事门外汉曾国藩殚精竭虑、集思广益的结果。

第三个不同,是选人原则的不同。

有人问他制胜之道,(罗泽南)他说:“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曾国藩说他“行军有伸有缩,有开有合”,可以说是一个军事天才。

在曾国藩创建湘军以前,中国的正规军队是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说的,而曾国藩是一个非常重视精神力量的人。他知道,物质力量是有限度的。他说:“古来名将得士卒之心,盖有在于钱财之外者;后世将弁专恃粮重赏优,为牢笼兵心之具,其本为已浅矣。是以金多则奋勇蚁附,利尽则冷落兽散。”也就是说,真正厉害的将军,不仅要搞物质刺激,还要抓住这支军队的心灵。

事实证明,曾国藩的建军思路是非常高明的,湘军日后的成功正是基于这些制度基础。

我们讲过,曾国藩是一个笨人,智商并不太高。为什么他能制定这些高明的思路而当时那些更聪明的人不能呢?这是因为他“不惮烦苦”,精心苦思。他能比别人更吃苦,更扎实,更无情地鞭策自己。曾国藩并不比别人聪明,然而他做事却非常高明。曾国藩的高明,就是建立在笨拙之上,建立在绞尽脑汁、殚精竭虑之上。“笨”到极致就是“聪明”,“拙”到极点就成了“巧”。

曾国藩说,自己“天分……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132)。曾国藩一生经历千难万险,处理过无数大事,大体都很得当。其过人之处就是不怕费心费力,对事物进行不留死角的深入分析。在对事物进行精到分析的基础上,再找出要害,把握关键。每次处理完了之后,还要总结经验教训,为下一次做参考。“智慧愈苦而愈明”(133),是他的切身体会。

|第七章| 得而复失的湖北巡抚

他这个人的做事特点一直是功虽大而不喜,过虽小而必究。

在曾国藩看来,“失败”是一个人一生的宝贵财富,每一次失败都要吃透,才能不白白付出这个代价。

曾国藩高明就高明在他用制度解决了别人用道德去解决的问题。保卫长官本来是一种道德要求,但曾国藩通过制度使它变成了符合下属自身利益的一种行为。

我们读祁氏日记,会发现他确实是曹振镛那样“多磕头,少说话”的人物,处事非常谨慎小心。刚刚进入官场,他就曾在日记中感叹官场风波之险说: 嗟乎!官场如戏,人情如纸,类如是耶?

他经常在日记当中提醒自己,要管住一张嘴: 自箴云:机心丧守,机言丧口。大匠之门,斧伤其手。善语者失君,善侠者失友。夫惟知机,是以失机。夫惟不失机,是以不知机。知机则殆,失机则败。不殆不败,是以远害。

我们看祁氏文集,其中对朝政的褒贬很少。他在官场的生存技巧就是多种花,少栽刺,尽量不得罪人而多帮助人,上结主意,下得同僚和下级的欢心。

大清的根本政治原则是什么呢?两条:一条是“满汉之分”,另一条是“强干弱枝”。

满汉之分是清代特有的政治现象,强干弱枝则是历代都坚守不移的政治原则。所谓“强干弱枝”,出自《史记》,意为加强主干,削弱枝叶。比喻削减地方势力,加强中央权力。

从表面上看,重满轻汉、强干弱枝,这些应该是皇帝和满族亲贵们考虑的问题。但是在咸丰朝,却偏有一班汉臣,比皇帝和旗人对此还着急。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身为汉臣,要想赢得满族皇帝的信任,莫过于在他面前打击别的汉人以表忠心了。

|第八章| 江西困境与“大悔大悟”

咸丰四年(1854)九月上旬,曾国藩奉咸丰皇帝的命令,率师直向江西重镇九江推进。

曾国藩此举一方面是迫于皇帝的严旨,另一方面,应该说,在两湖的一系列辉煌胜利,也让曾国藩有些过于自信,认为如果乘势东下,也不是没有扩大战果的可能。

太平军取得湖口之战的胜利,打破了曾国藩夺取九江、“克服安庆、直捣金陵”的梦想,更让曾国藩陷入漫长的困境。

太平军在湖口袭击湘军水师成功之后,重新控制了长江航道,便分三路上行,发动战略性反攻。咸丰五年(1855)二月十七日太平军三克武昌,湖北的大片地区又一次落入太平天国手中。曾国藩一年多的战果得而复失。

正在曾国藩痛苦万分之时,咸丰七年(1857)二月十一日,曾国藩忽然接到父亲曾麟书于二月四日去世的讣告。这个噩耗此刻倒成了摆脱困境的天赐良机。他立刻上疏要求回家守孝,并且不等皇帝的回复,把军队抛在江西,径自回到了湖南老家。

他判断太平天国一年内会荡平,到时候论功行赏,独没有他的份儿,会是多么难堪。所以这一段时间的家书里,他经常流露出一种悔意。

在极端痛苦中,他拿起了朋友向他推荐的老庄著作。几千年前的圣人之言给了他意想不到的启示,让他恍然见到了另一片天地。他像一个闭关的和尚一样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把自己起兵以来的种种情形在大脑中一遍遍地过。渐渐地,曾国藩静下心来了。

曾国藩反思到,自己在官场上一再碰壁,碰得鼻青脸肿,不光是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气质、风格上的诸多缺陷,也是重要原因。回想自己以前为人处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自以为居心正大,人浊我清,因此高己卑人,锋芒毕露,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当然容易引起他人的反感。

曾国藩在家中致信各位好友,请大家给他多提意见,帮自己总结经验教训。咸丰七年(1857)底,曾国藩的朋友,曾经给他做过幕友的罗汝怀寄来了一封长信。信中说:

士气葸苶,百年不振,诚可痛矣。然欲矫之而一切屏弃不用,则亦安能?……若以一人者孤行其意,众咻而一傅,势固不行,万介而一通,又谁适从也?……今试有人焉,伏阙上万言书,谓悉除从来之法,而尽诛天下之吏,然后天下可得而治……其意既奇而古,其词复典而文,将世之庸庸者闻而骇走,而圣人者独从而取之乎?

是的,现在世风日下,士风不振,官风不正,诚可痛惜。然而你想放着这些体制内的力量一切不用,赤手空拳成事,这可能吗?你一个人逆众人而独行,则一傅众咻(指一人施教时,众人在旁喧扰,形容由于环境的干扰,难以取得成绩),难以有成。比如今天有一个人上书皇上,说如果把所有的律法都废除,把所有的官员都杀了,天下才能大治,你说这能行吗?会有人听从吗?

罗汝怀这个人名气虽然不大,这封信写得倒真是直率而有见识。李鼎芳说:“罗汝怀之书,将国藩苛求及垄断权力之病,一泄无遗。”

曾国藩阅读好友来信,反复回忆既往,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自身的致命弱点:太自傲、太急切、一味蛮干、一味刚强。

曾国藩终于认识到,行事过于方刚者,表面上似乎是强者,实际上却是弱者。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强者,是表面上看起来柔弱退让之人。所谓“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所谓“大柔非柔,至刚无刚”。

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不可能一下子被扫荡的。那些他以前所看不起的虚伪、麻木、圆滑、机诈,是在这片土地上生存的必需手段。只有必要时和光同尘,圆滑柔软,才能顺利通过一个个困难的隘口。只有海纳百川,兼收并蓄,才能调动各方面的力量,达到胜利的彼岸。

咸丰七年(1857)下半年,曾国藩写下这样一句自箴: 丈夫当死中图生,祸中求福; 古人有困而修德,穷而著书。

咸丰八年(1858)四月,曾国藩又写下了这样的自箴: 矫激近名,扬人之恶,有始无终,怠慢简脱; 平易近人,乐道人善,慎终如始,修节庄敬。

指出自己为人处世的四大缺点:偏激,好名,也就是过于重视获得好名声;喜欢公开批评谈论别人的过恶;做事有始无终;待人接物过于怠慢。 那么怎么做呢?也是四条:做事平心静气,更多地考虑他人的心理,站在他人角度立场想问题;更多地揄扬他人,表扬他人的长处;做事有始有终,越到后来越慎重;接人待物要更诚更敬。

曾国藩在这里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经过一年多的乡居,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后来他回忆自己的这一变化说:“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这次出山,曾国藩的朋友们惊讶地发现,曾国藩变了,变得他们几乎不认识了。

第一,他变得和气、谦虚、周到了。

此前,他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现在,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必要时“啖之以厚利”。

第二,他对皇帝,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拳。

曾氏早年奏折,“戆直激切,不讲究方式方法”,那道《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曾惹得皇帝大怒,差点儿引来杀身之祸。

第三,他不再慎于保举,而是“同流合污”了。

晚清军队,“滥举”之风很盛。每有小胜,领兵大员都会拼命保举自己的属下,不管出没出力,上没上战场,都会均沾好处。曾国藩领兵之初,因痛恨此风,从不滥举。咸丰四年(1854),他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出征队伍的百分之三。相比之下,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投曾不如投胡,许多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

曾国藩原“以忠诚为天下倡”,以为仅凭忠义相激,就可以让部下出生入死。但阅历既久,才发现真正的抱道之士并不如他想象中那样多。他认识到“不妄保举,不乱用钱”,则“人心不附”。只有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

因此复出之后,曾国藩“揣摩风会,一变前志”,大力保举,将朝廷名器当作自己的私恩。

就这样,曾国藩完成了自己的“中年变法”。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八年夏间再出视师,痛改前此客气用事之弊,以一勤字自勖。”李鼎芳说则:“国藩(对罗汝怀的信)能虚怀而接受之,其咸丰八年(1858)以后之立身行事宜乎受其影响。……待人接物,前后势若两人矣。”

|第九章| 安庆这块难啃的骨头

湘军的作战原则也非常能体现曾国藩的性格特点,那就是“以静制动”“自固为本”。

笨人曾国藩的战术方法就是六个字,叫作“结硬寨、打呆仗”,或者叫“打死仗”。曾国藩后来自己总结说:“十余年来,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

其实曾国藩一生做事,都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就是做得扎实,做得牢靠。这种作战方式,也是曾国藩独特的人生哲学和思维方式的体现。因此曾国藩打仗的第一秘诀是“稳”,先立于不败之地。

军事首重“自固”,就是先要保存自我,然后才能谈到争取胜利。因为军事不比别的事情,不容许你犯错误,一犯错误,可能生命就没了,没有改正的机会。所以他才要扎硬寨,保证军队先生存下来。

曾国藩一生打仗不贪小利,不求奇谋,踏踏实实,稳扎稳打。他一生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每次打仗,他都花极大心血去研究敌我双方情况、战斗的部署、后勤供应、出现不利情况如何救援等,直到每个环节都算到了,算透了,才下定打仗的决心。

两个人打仗,在那儿等着对方进攻的是主,主动进攻的是客。主占优势,客占劣势。所以打仗,一定要为主,而不要为客。要善于变客为主。

曾国荃比曾国藩小十三岁,在族中大排行是第九,字沅甫,所以曾国藩在家书中常称他为“九弟”“沅弟”。曾国藩曾经写过一句诗来评价他,“屈指老沅真白眉”。这句诗典出“马氏五常,白眉最良”,汉代马家兄弟五人,唯白眉马良最为出色。可见曾国藩对这个弟弟的器重。

李瀚章曾经说,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定力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只要他认准的,他就会排除一切干扰,争取一切机会,去将胜利的可能变成胜利的现实。

战略上有一条基本的原则,就是致人而不致于人,也就是要迫使对方按照自己的战略安排行动,迫使对方跟着我们的步子走,而不是按照对方的战略安排行动。说白了,就是将战略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在咸丰皇帝去世之后不久,曾国藩又失去了他最亲密的战友胡林翼。 咸丰十一年(1861),胡林翼肺病加重,吐血不止,神形委顿,不到五十,望之几乎近八十岁人。他仍然不顾医生的警告,勤于职守,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然愿即军中以毕此生,无他念也。”

八月二十六日,胡林翼走到了生命的终点,时年五十岁。

|第十章| 与何桂清的恩怨纠葛

在攻打安庆的过程中,曾国藩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两江总督的任命。

两江总督是清代光绪朝以前唯一统辖三省的总督:江苏、江西和安徽。三个省为什么叫两江呢?这是因为明代的江苏和安徽是一个省,叫江南省。两江地区正当中国南北之接合部,在军事上十分重要,在经济上更举足轻重。两江所征收的漕粮,占全国漕粮总数的一半以上。因此牵动着全国的财政命脉。

|第十一章| 太平天国最后的战役

在奕訢和慈禧的联合主政下,曾国藩得到了坚定的支持,进入一生中难得的顺境。何桂清集团被彻底拔除,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巡抚全部成了曾国藩的嫡系。为了让湘军尽快建功,朝廷对曾国藩几乎是言听计从,

全国范围内相关的封疆大吏进行调整也以是否能配合湘军作战或筹饷为转移。

曾国藩说过一句话,“天下无易境,天下无难境;终身有乐处,终身有忧处”。大功克成之际,往往烦恼尤多。

曾国藩和曾国荃两个人的性格大不相同。曾国藩人到中年,屡经挫折,久历风波,老成持重,往往事情一发端,他已经看到了结尾。曾国荃则不过是一个湖南乡下土秀才,除了去过一趟北京,没出过远门,也没办过大事,年纪轻,见识窄,经验不足。曾国藩凡事从风险角度考虑比较多,遇事做加法。而曾国荃总是无知者无畏,把事情看得过于简单,遇事做减法。

青年时代的曾国藩是“人定胜天”主义者,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他认为人的意志是无所不能的:“志之所向,金石为开,谁能御之?”在湘军连获胜仗之际,曾国藩对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相当自负。以为“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

但是从经历咸丰七年(1857)被皇帝罢黜回家的大挫折后,“天命”二字开始出现在曾国藩的辞典中。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他悟到,人力其实是很弱小的。

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粒耳。

|第十二章| “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

太平天国的最大问题是要毁灭全部中国文化。钱穆认为,太平天国如果只致力推翻清王朝,是可能成功的。但是他们还要全部推翻中国历史文化,就不可能成功了。

除了文化理念外,太平天国的地方治理能力远低于清政权。在长达十多年的革命过程中,太平天国始终没有建立起正规的地方财政体系,物资供应一直靠抢劫或者“包租”。

冯友兰在199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序言中说: 中国所需要向西方学习的是西方的长处,并不是西方的缺点。洪秀全和太平天国所要学习而搬到中国来的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那正是西方的缺点。西方的近代化正是和这个缺点的斗争而生长出来的。中国所需要的是西方的现代化,并不是西方中世纪的神权政治。

推功于领导,这是政治的惯例,同时称颂领导“不惜破格以奖有功”,显然就是为自己和部下请功的意思。唐浩明评价说:“正是在客观的叙述和理智的分析中,时时处处、字里行间全是在为湘军为吉字营评功摆好。”“然而,这一切都包裹在一种平淡质朴的氛围中,既不见大功告成后扬扬自得的气焰,也不见报捷文章常有的华丽夸饰的辞藻,与领衔者一贯低调收敛的处世作风浑然一致。”

连续挨了这两记闷棍,曾国荃获胜的喜悦飞得云消雾散。他不禁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原因有两个。

  • 一个是朝廷的猜忌。
  • 另一个原因,是朝廷对曾国荃的贪婪素来厌恶,南京城下之后湘军的大抢劫大屠杀让他进一步臭名昭著。

曾国荃的贪婪残酷,与曾国藩其实有着直接的关系。曾国荃从军后虽然有发财之愿,不过出山之初,一直受到曾国藩比较严格的约束。但是经过咸丰七年(1857)到八年间居家期间的“大悔大悟”之后,曾国藩不仅在个人居官风格上发生突变,对弟弟曾国荃在金钱方面的要求也开始放松了。

众口悠悠,初不知其所自起,亦不知其所由止。有才者忿疑谤之无因,因悍然不顾,则谤且日腾;有德者畏疑谤之无因,而抑然自修,则谤亦日熄。吾愿弟等之抑然,不愿弟等之悍然。

曾国藩深知,慈禧那道声色俱厉的上谕虽然是下达给曾国荃的,实际上也是为了敲打他。

对朝廷的猜忌,曾国藩早就有心理准备。他熟读史书,更精通易理。《易传》中说:“日中则昃,月盈则亏。”当一个人的地位、权势、声望达到顶点的时候,也就是要走下坡路的时候。稍微处理不慎,会带来无法预计的危险。因此,越是辉煌的时候,越应该努力保持清醒的头脑,趋福避祸。

怎么趋吉避凶呢?关键是处理好权和利两个字。 早在攻下南京前,曾国藩就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然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同时兼有高位、大权和大名的人,自古以来,几个人下场是好的?翻读二十三史,可能只有郭子仪一个人结局不错。

他知道兄弟二人权势已达峰巅,现在最需要做的是自剪羽毛。他的应对,一是奏请曾国荃辞职返乡,另一个是主动裁撤湘军。

曾国藩总结历史,得出一个结论:“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一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因此毅然决定裁撤。

曾国藩大规模自裁湘军,既减轻了朝廷对他的疑虑,也使湘军后期带来的诸多弊端一了百了。此时湘军已染上很深的暮气,纪律已经败坏,经常骚扰地方。随着军队的遣散,这些问题也就解决了。

曾国藩中进士,点翰林,很快做到侍郎。左宗棠才华横溢,却进身无门,只好充当幕僚。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国藩,下意识地一直戴着有色眼镜,千方百计放大曾国藩身上的缺点和毛病,来验证自己的“上天不公论”和“科举无用论”,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理平衡。

失和之后,曾国藩从来没有公开说过左氏一句坏话,私下里也不怎么对人谈论他与左氏的是非短长,真的做到了“相忘于江湖”。 然而,左宗棠停止不了对曾国藩的评论。许多笔记资料都记载,曾左失和之后,左宗棠每见一人,都要谈他与曾国藩关系的来龙去脉。每谈此事,则必“大骂”曾国藩。

曾左晚年这最后一次交集,确实头一次感动了左宗棠。左宗棠第一次对曾国藩产生了发自内心的敬重和钦佩。这是曾左关系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曾国藩去世后,身在西北前线的左宗棠派人千里迢迢送来一副谁也没有料到的挽联,其文曰: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王船山说,圣贤一定是豪杰,而豪杰不一定是圣贤。

在郭嵩焘看来,曾国藩是圣贤,而左宗棠仅止于豪杰,这就是二人的根本区别。

第三卷 总督生涯

|第十三章| 两江总督的清与浊

1.不准大排场,只收小礼物

官场上讲究“亮相”。一位新官以什么姿态出现在官场之上,在任何时代都是个需要认真斟酌的问题。

2.总督的“养廉银”与“裁撤陋规”

不搞迎送,不大吃大喝,不收礼品,管好身边人员,这些对于吏治来说,虽然重要,但毕竟都是小节。

3.曾国藩的“小金库”

综观曾国藩一生,他的为官风格十分独特。一方面,曾国藩确实是一个清官。他的“清”货真价实,问心无愧。在现存资料中,我们找不到曾国藩把任何一分公款装入自己腰包的记录。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逸事中缺少“囊橐萧然”“贫不能殓”、在官府里种菜吃这样容易让人觉得悲情的极端化情节。在中国人眼里,真正的清官,必须清可见底,一尘不染,清到成为海瑞式的“自虐狂”或者“受虐狂”,才叫人佩服。曾国藩远没有清到这个程度。如果给清官分类的话,曾国藩应该归入“非典型类清官”。也就是说,骨子里清廉刻苦,表面上和光同尘。这是因为曾国藩的志向不是做“清官”,而是做大事。

以海瑞为代表的传统清官,他们的特点是宁折不弯,只承认字面上的规章制度,而对事实存在的潜规则绝不妥协。所以海瑞拒绝任何灰色收入,工资不够花,不得不在官署之中自辟菜园才能维持生活,而偶尔买几斤肉也能成为轰动性事件。 然而这样一清到底的清官,只能成为官场上的公敌,无法获得别人的配合。海瑞一清如水,必然反衬出他人的不洁。因此海瑞一生被官场排挤打击,无法调动一切可能的力量,来办成一些真正有益国计民生的大事。

曾国藩不想成为海瑞式的清官。他刻苦自砺,全力内圣,是为了达到外王之业。因此,他做事更重效果,而非虚名。

曾国藩从自身经验总结出,一个人特立独行,必然为众所排斥:“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远不能及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因此,曾国藩有意取海瑞一尘不染之实,却竭力避免一清如水之名。他的选择,远比做清官更复杂更沉重。因此,他才具有大力量,才能成就大事业。

|第十四章| 洋人也是人
|第十五章| 与接班人李鸿章共同“剿”捻

1.妙手:裁湘留淮

2.曾国藩的人才大计:塑造李鸿章

人们提起曾国藩,一般认为他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平定太平天国和兴起洋务运动。其实除此之外,曾国藩一生致力的还有一件大事,那就是培养人才。

曾国藩说: 将帅之道,即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也。待弁勇如待子弟,常有望其成立,望其发达之心,则人知恩矣。 就是说,做将帅的,一定要帮助下属立业成才。对待下属,就如同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从内心里希望他们发展得好,这样,他们才从内心感激你的恩德。

与洋人交际,其要有四语:曰言忠信,曰行笃敬,曰会防不会剿,曰先疏后亲。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谦谨。此二语者,无论彼之或顺或逆,我当常常守此而勿失。至会防不会剿一语,鄙人有复奏一疏暨复恭邸一书言之颇详,兹抄呈台览。先疏后亲一语,则务求我之兵力足以自立,先独剿一二处,果其严肃奋勇,不为洋人所笑,然后与洋人相亲,尚不为晚。本此数语以行,目下虽若断断不合,久之必可相安相合。

政治人物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恋权恋栈。当然,在他们自己看来,总是因为“非我不可”,别人都不如我。曾国藩却不是这样。他非常重视接班人的选择培养。“曾国藩还有一种远大的目光,为常人所不及的,便是多选替手。”他说:“办大事者,以多选替手为第一义。”

河防战略的首创者是曾国藩,收获成功的是他的学生李鸿章。不过李鸿章此时年富力强,头脑更为聪敏灵活,在战术上,则把守与攻、堵与击、围与剿结合得更紧密,运用得更为得心应手。因此他领兵一年多后,就把捻军镇压下去。

曾国藩以自己的抽身退步,完成了湘消淮长、曾李瓜代的过程。

|第十六章| 天津教案:曾国藩是怎么成为“卖国贼”的

1.升任直隶总督,对官场痛加整顿

2.导火线:武兰珍迷拐案

3.曾国藩调查“挖眼剜心”事件

六月初三日,曾国藩感觉身体勉强可以支撑,因此决定束装就道。这次出门,曾国藩预感到自己很有可能会病死天津,不一定能活着回来了。所以他在灯下给自己的儿子们写下了一份很长的遗嘱。

曾国藩的遗嘱与普通人不同,其中并没有什么遗产分割之类的常见内容,重心是放在对后代品性的期许上。他把自己一生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心得又向儿子们交代一次,那就是为人一定要做到“不忮不求”。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则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下功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人这辈子,最难去除的是嫉妒和贪求。所谓“不忮”,就是克制自己的嫉妒心。“不求”,就是克制自己的贪求心。

经过调查取证后,六月二十三日,曾国藩上了《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力辩挖眼剖心之事的虚妄不实。 曾国藩汇报了他的调查经过和调查结果。说经他多日调查,“教士迷拐”“挖眼剖心”等传言,均皆毫无实据。

统治者不应该凭着汹汹民意与外国开战。百姓是随势利而转移的,并无定见,他们在自身没有危险时,热衷于低成本爱国。但一旦有事,他们往往并不敢往上冲,因此并不足以依恃。鼓动排外热情来对抗外国,只能被人家笑话。办理外交,不能汲汲于个人名声,不能被无定见的舆论裹挟。

4.疆臣新领袖李鸿章

第四卷 曾国藩的最后岁月

|第十七章| 大清王朝最后的领航者

1.这个王朝已经不可挽救

天津教案对曾国藩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不光是社会各界的痛骂让他深感痛苦,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教案,他清醒地认识到他所致力的所谓“同治中兴”只是一场梦:这个王朝已经不可挽救了。

后世骂曾国藩为“汉奸”,主要原因是他对大清王朝的忠诚。他以汉人身份,镇压了反清起义。

曾国藩早年立下内圣外王之宏愿,并为此辛苦奋斗了一生。然而到了垂暮之年,他才猛然发现他虽然耗尽一生精力,但是这片天,已经补不起来了。

同治八年(1879)十一月十三日,曾国藩作了一首《自箴韵语》。其中有一句描述了他晚年的心情: 补救无术,日暮道穷。 心情无比悲凉。

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曾国藩日记记载:“早起,吐血数口。”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吐血是身体出了大问题的表现。曾国藩本来希望迅速脱胎换骨,“换一个人出来”。但是身体如此不给力,让他感觉非常灰心。道光二十三年(1843)正月十七日,也就是吐血之后第二天他给诸弟写信,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感到极为悲观:

无如体气本弱,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每自思念,天既限我以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学问也。故近日以来,意颇疏散。计今年若可得一差,能还一切旧债,则将归田养亲,不复恋恋于利禄矣。粗识几字,不敢为非以蹈大戾已耳,不复有志于先哲矣。吾人第一以保身为要。我所以无大志愿者,恐用心太过,足以疲神也。诸弟亦须时时以保身为念,无忽无

盖受质本薄,而疾病、忧郁,多年缠绵,既有以撼其外,读书学道,志亢而力不副,识远而行不逮,又有以病其内,故不觉衰困之日逼也。

因为我身体天赋本来很差,又多年有各种疾病和忧患跟随。同时我对自己期望过高,要求过严,但是能力跟不上,所以感觉非常困苦。

2.为国家办最后一件大事

曾国藩后期政治生涯,核心目标是兴办洋务,渐图自强。

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三十名幼童,从上海登上美国的远洋轮船,远赴美国留学。如此大规模派人到国外留学,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天,距曾国藩去世正好五个月,这是曾国藩临终之前为国家办的最后一件大事。

3.虽油尽灯枯,仍然勤奋有恒

同治十一年二月初四日,也就是公元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的大限终于到了。

立功、立德、立言,曾国藩全做到了。就立功而言,他从一介书生起家,创建军队,统率群雄,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使中国传统文化免遭彻底毁灭的命运,使清王朝的生命又延续了六十年,其功不可谓不大。就立德而言,他时时以圣贤标准要求自己,道德修养近乎纯粹,五十年后相继主宰了中国的两个大人物——蒋介石和毛泽东,也不约而同地把他当作过自己的精神偶像。说到立言,他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对理学身体力行,登堂入室,造诣很深。留下了洋洋数百万言的全集,其精深博大之处可以让学者终生沉浮其中,其家书语录更让直到今天的普通人受益匪浅。

曾国藩身上的儒学精神,是有活力、有弹性、有容纳力的。和那些愚顽浅薄的官僚不同,他掌握了儒学的真精神。他说:“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曾国藩家书典藏本
第一篇 师友夹持,虽懦夫亦有立志

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吾掘井多而无泉可饮,不专之咎也。诸弟总须力图专业。如九弟志在习字,亦不必尽废他业。但每日习字工夫,断不可不提起精神,随时随事,皆可触悟。四弟、六弟,吾不知其心有专嗜否?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

第二篇 君子之立志也,当有民胞物与之量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

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第三篇 在日记中为自己制定“日课”

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附课程表
一、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一会,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点完,断不看他书。东翻西阅,都是徇外为人。
五、读史——二十三史每日读十叶,虽有事不间断。
六、写日记——须端楷。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皆记出。终身不间断。
七、日知其所亡——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分德行门、学问门、经济门、艺术门。
八、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
九、谨言——刻刻留心。
十、养气——无不可对人言之事,气藏丹田。
十一、保身——谨遵大人手谕:节欲、节劳、节饮食。
十二、作字——早饭后作字。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功课。
十三、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第四篇 我自三十岁以来,就以做官发财为可耻

……

第五篇 干犯皇帝不测之威,不复身家之念

……

第六篇 昔祖父在时,每讥人家好积私财者为将败之征

……

第七篇 亟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

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须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

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臭,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第八篇 早起是先人之家法,无恒是吾身之大耻,不重是尔身之短处

余生平坐无恒之弊,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已可深耻矣。

早起也,有恒也,重也,三者皆尔最要之务。早起是先人之家法,无恒是吾身之大耻,不重是尔身之短处,故特谆谆戒之。

第九篇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
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

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
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
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
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

第十篇 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

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

第十一篇 人生唯有常是第一美德

……

第十二篇 斗斛满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

凡目能见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声音笑貌之拒人,每苦于不自见,苦于不自知。

雪之厉,雪不自知;沅之声色,恐亦未始不厉,特不自知耳。曾记咸丰七年冬,余咎骆、文、耆待我之薄,温甫则曰:“兄之面色,每予人以难堪。”又记十一年春,树堂深咎张伴山简傲不敬,余则谓树堂面色亦拒人于千里之外。观此二者,则沅弟面色之厉,得毋似余与树堂之不自觉乎?

第十三篇 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

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

第十四篇 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第十五篇 凡成大事,人谋半天意半

凡办大事,以识为主,以才为辅;凡成大事,人谋居半,天意居半。

弟现急求克城,颇有代天主张之意。若令丁道在营铸炮,则尤近于无识矣。愿弟常存畏天之念,而慎静以缓图之,则善耳。顺问近好。 兄国藩手草

第十六篇 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便是好汉

余于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功夫,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以后每日习柳字百个,单日以生纸临之,双日以油纸摹之。临帖宜徐,摹帖宜疾,专学其开张处。数月之后,手愈拙,字愈丑,意兴愈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第十七篇 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弹劾官文之事当暂置缓图

吾兄弟位高功高,名望亦高,中外指目为第一家。楼高易倒,树高易折,吾与弟时时有可危之机。专讲宽平谦巽,庶几高而不危。弟谋为此举,则人指为恃武功,恃圣眷,恃门第,而巍巍招风之象见矣,请缓图之。

第十八篇 好汉打脱牙和血吞

弟之忧灼,想尤甚于初十以前。然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

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弟此次郭军之败、三县之失,亦颇有打脱门牙之象。来信每怪运气不好,便不似好汉声口。唯有一字不说,咬定牙根,徐图自强而已。

第十九篇 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

唯有处处泰然,行所无事。申甫所谓“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星冈公所谓“有福之人善退财”,真处逆境者之良法也。

弟求兄随时训示申儆。兄自问近年得力唯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迥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吾九年以来,痛戒无恒之弊。看书写字,从未间断,选将练兵,亦常留心。此皆自强能立功夫。奏疏公牍,再三斟酌。无一过当之语自夸之词。此皆圆融能达功夫。至于怨天本有所不敢,尤人则常不能免。亦皆随时强制而克去之。弟若欲自警惕,似可学阿兄丁、戊二年之悔。然后痛下针砭,必有大进。

第二十篇 安排后事,望二子不忮不求

余生平略涉儒先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将欲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功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

附作忮求诗二首录右。

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余生平亦颇以勤字自励,而实不能勤一故读书无手抄之册,居官无可存之牍。生平亦好以俭字教人,而自问实不能俭。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

附忮求诗二首:

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
妒者妾妇行,琐琐奚比数。
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
己若无事功,忌人得成务。
己若无党援,忌人得多助。
势位苟相敌,畏逼又相恶。
己无好闻望,忌人文名著。
己无贤子孙,忌人后嗣裕。
争名日夜奔,争利东西骛。
但期一身荣,不惜他人污。
闻灾或欣幸,闻祸或悦豫。
问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
尔室神来格,高明鬼所顾。
天道常好还,嫉人还自误。
幽明丛诟忌,乖气相回互。
重者灾汝躬,轻亦减汝祚。
我今告后生,悚然大觉悟。
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
终身祝人善,曾不损尺布。
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
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
——《右不忮》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
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
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
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
未得求速偿,既得求勿坏。
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
求荣不知餍,志亢神愈忲。
岁燠有时寒,日明有时晦。
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怪。
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
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
戚戚抱殷忧,精爽日凋瘵,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
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
君看十人中,八九无倚赖。
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
而况处夷途,奚事生嗟忾?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
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
——《右不求》

参考链接:

解读《曾国藩传》1、为何想要立世成事之人都应该读懂他
https://mp.weixin.qq.com/s/tSpDyQErTX-Fuc-4AR_R3A

解读《曾国藩传》9、一个圣人的“清”与“浊”​
https://mp.weixin.qq.com/s/AN9vyFtvKD7yD1ontPV1oA

曾国藩:人生“六戒”
https://mp.weixin.qq.com/s/kIJ_XPve7WgvuDPfNZUGGw

尚拙 – 读《曾国藩传》
https://mp.weixin.qq.com/s/aBm54LSZMA8nPu3tfhy7gg

读完《曾国藩传》才知道,不信命才是大多数人的命
https://mp.weixin.qq.com/s/nCPDJaaykIZHo9tXKS7D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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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觉得看《曾国藩家书》有用吗?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1159387

王阳明和曾国藩,孰高孰低?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0246189

曾国藩为什么不造反?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15555442

曾国藩为什么要屠杀无辜的南京居民?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59166759

如何评价曾国藩?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19692632

曾国藩家书中的曾国藩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8242451

如何看待曾国藩被部分人誉为「古今第一完人」?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78312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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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人是怎么变强的?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67653585/answer/1321975676
    `
    一、倔强不服输的性格

    二、以拙胜强的独特价值观
    “不读懂上一句,不读下一句。不读完这本书,不摸下一本书。不完成一天的学习任务,绝不睡觉。“
    原本因为笨拙而带来的“弱”和“慢”的缺点,反而让曾国藩磨练出了自己的独特优势:做事踏实、性格坚韧,愿意下死功夫打牢基础,基础打牢之后,后面一旦遇到机会,就会一飞冲天,无往而不利。

    三、立志高远的目标
    用他的原话说,是“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要么做一个浑浑噩噩的人,或者做一个圣人,根本不给自己留中间路线。

    四、通过每天写日记强化自我管理
    “唐鉴和倭仁告诉他,日记不是这个写法。记日记最重要的目的是反省自己。”
    还引入了外部监督的力量。

    五、出色的人脉经营能力
    首先,曾国藩为人就特别爱交往,他交游广阔,在士林中名声很好。考入翰林院到了北京之后,曾国藩经常和朋友们在一起吟诗作赋,切磋学问。也经常请客吃饭,听戏下棋。从他的日记里能发现,他几乎没有一天不社交的,经常交往的朋友有一百多人。
    其次,他朋友多,还因为他急公好义,特别爱助人。
    早年经营的这些非常成功的人际关系,为曾国藩后面的仕途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到了后面,羽翼渐丰之后,曾国藩又开始致力于培养人才,他一生都对人才问题非常重视。
    “中国一切出类拔萃和著名的人物,都被他那具有磁石般吸引力的品德和声誉,吸引到他那里。他对于有学识和有天才的人,一向极为钦佩,乐于和他们交往。”
    “曾国藩做官非常成功,他善于进退,一生出将入相,没有大的跌挫,在传统官场上像他这样成功的并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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